在納粹集中營裡,蘊含希望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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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特豪森集中營內,猶太樂團被迫為死囚送行。 圖片來源:Votava/Imagno/Getty Images

執行種族滅絕的猶太集中營,是大屠殺的代名詞,但原來絕境之中,在囚猶太人為互相撫慰、保存自尊,曾經創作出新音樂類型。美國密里根大學音樂系教授 Kellie D. Brown 新書 The Sound of Hope,就剖析大屠殺和二戰期間,人如何在絕望中以音樂尋找希望。

眾多被囚的猶太音樂家當中,以小提琴家和指揮家 Alma Rosé 最為知名,她是享譽國際的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的侄女。1943 年試圖逃往瑞士途中,因猶太人身份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其後被送入奧斯威辛集中營。

雖然納粹早就查禁所有猶太音樂家的音樂,馬勒作品同樣不能倖免,納粹的種族法例又禁止猶太人為其他族裔演奏,甚或與其他種族合奏,但諷刺的是,希特拉和不少納粹黨羽都是音樂愛好者,他們勒令猶太囚徒在營中合組樂團。

書評家 Diane Cole 在「華盛頓郵報」介紹,在納粹黨衛隊(SS)的脅迫下,這些猶太人樂團淪為納粹幫凶 —— 被迫演奏音樂以遮蓋毒氣室傳出的尖叫聲、紓緩德國士兵緊張的神經、以輕快節奏催促飢餓的囚徒加快步伐。結果這批音樂家通常苟活較長時間,但卻又遭受同胞排擠。

在這個背景下,Rosé 被委派成為奧斯威辛女子樂團(Women’s Orchestra of Auschwitz)團長。基於她對音樂的造詣和執著,演出達到專業水平,官員甚至指派他們為納粹貴賓演奏。Rosé 以此討價還價,成功為樂團成員爭取特殊待遇,包括每天淋浴、額外的食物配給、每週更換制服等。

Rosé 深信自己的音樂能夠拯救生命,波蘭猶太作曲家兼指揮家 Syzmon Laks 卻為此自我責難。身為比克瑙男子樂團(Birkenau Men’s Orchestra)團長,他為團員爭取較佳待遇,又在大屠殺中生還,但他為此無比內疚,深信自己的生命,是以身為納粹同謀換來。

在磨滅個性的集中營保存自尊

然而,不是所有音樂家願意妥協,另一位猶太作曲家兼指揮家 Herbert Zipper 秘密為囚友演奏音樂,背後不牽涉納粹參與。他在 1938 年起被囚於達豪集中營,利用清理廢棄木材、金屬和鐵絲之便,以人手製造簡便的樂器,自發成立 14 人樂團,每逢星期日下午在廁所秘密排練,最長連續演奏 3 小時,每次為 20 到 30 名囚友表演 15 分鐘。除了消遣娛樂外,音樂還為他們保存尊嚴和自我價值。

捷克猶太漫畫家 Bedřich Fritta 描繪泰雷津集中營內的囚室環境。 圖片來源:Ghetto Fighters House/Wikimedia Commons

位於捷克的泰雷津(Terezin)集中營及猶太區,曾經充當納粹的樣板,開放予人道組織參觀,透過鼓勵營中猶太人創作,以反駁紅十字會及外界的人道批評。一切當然只是公關技倆,營內所有音樂家、作家和藝術家,最終都被送入奧斯威辛毒氣室,但他們把握僅有的創作自由,以文字、音樂和繪畫記錄營內的恐怖經歷,同樣滿足藝術家的內在需要。

書中指出,猶太人從歐洲各地押送集中營的過程中,也經常會以唱歌方式自發創作。「在運牛車上,這些被流放的人以音樂互相安慰,嘗試分散自身的注意力,以抵銷恐懼和飢餓感。」一旦進入集中營,猶太人還會唱歌或哼歌,試圖在磨滅個性的營中保存一點身份自尊,也在殘酷現實苦中作樂,結果孕育全新的音樂類型 Lager-lieder,德語意思是「集中營歌曲」。

這些歌曲不但在個別營中流傳,還隨著囚徒定期轉換集中營,成為在囚猶太人的流行文化,在整個集中營系統中傳播。歌曲可以含載宗教或政治訊息,有些甚至譴責納粹壓迫,但絕大多數歌詞都是以濃厚諷刺意味,道盡營中生活的苦澀,也頌揚堅韌和團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