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中燒:哲學如何為憤怒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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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有緬甸民眾出席喪禮,悼念在反軍方抗議中被射殺的遇害者,其間眾人舉起象徵抗爭的三隻手指,以作敬禮。 圖片來源:路透社

面對社會價值崩解,很多人既憤怒又絕望,有人認為既然無能為力,我們便應該學懂放下。但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Agnes Callard 在新書 On Anger 為憤怒辯護,她認為憤怒源於道德觸覺,一旦我們對不義之事麻木,便可能釀成道德危機,但憤怒又必然衍生出復仇衝動,構成所有受壓迫者要面對的內心掙扎。

政治文學雜誌「波士頓評論」刊登 Callard 書中的文章,她提出一個有趣的思考課題:星期一我偷了你的私人物品,你在星期二發現時怒不可遏,到星期三我原物歸還、賠償損失、送禮致歉,又承諾不會再犯。如果你還不領情,依然懷恨在心,究竟是否合理?如果你對我施以報復,報復行動還不止一次,而是永無休止,這又是否說得過去?

回答上述問題,主流的哲學討論通常分成兩派。一派傾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徹底化解憤怒,道德秩序可更臻完善,觀點源於斯多葛主義和佛學傳統,固然不會鼓勵憤怒情緒和報復行動。另一派則相信,憤怒能夠訓練我們對不義之事的敏銳觸覺,激發我們挺身捍衛公義,其觀點源於亞里士多德,相信激情可充當「靈魂之眼」,使人感知道德價值。

雖然後者對憤怒抱持較正面看法,但他們只肯定憤怒有道德警醒作用,對憤怒所衍生的報復衝動,普遍都予以否定。他們會認為,既然對方已經道歉和盡力彌補過失,當事人便不應懷恨在心,甚或報仇雪恨,否則必定是喪心病狂,結果亦損害各方利益,是不合理之舉。

不過 Callard 認為,兩派觀點都忽視了,受害者其實有懷恨在心的合理理由 —— 不論道歉還是賠償,都不能改變過去、不能逆轉曾經受害的事實,也就是說,無法抵消觸發憤怒的原因。即使怨氣可能隨時日消減,但原則上,你是有恨一輩子的理由,是否放下,與事件本身是否圓滿解決可以是兩回事。憤怒終究並非要求糾正錯誤,而是一種對現實的表態方式。

報仇是人類既古老又普世的行為,但我們依然有錯誤假設,以為報仇目的是要糾正錯誤,或者藉以達到正義的平衡,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觸發憤怒的事件。但正如任何補償亦無法逆轉過去,復仇同樣無補於事,其目的反而是要犯事者承擔道德責任,正如復仇者往往把報復行動形容為「教訓他一頓」,與消解憤怒沒有必然關係。

說到底,憤怒情緒是由強烈道德感而起,但當中必然夾雜我們不敢面對的黑暗面。我們很難視憤怒為追尋公義手段的同時,又要抗拒任何報復行動,或者不對他人懷有恨意。我們必須承認,被激起的義憤確實可以為無節制的暴力提供合理依據。事實上,早有哲學家提過道德與憤怒,是如何與復仇、怨恨和暴力糾纏。

道德有自我相悖的傾向

3 月 4 日,有泰國民眾在曼谷聚集,悼念在緬甸示威中遇害的人。 圖片來源:路透社

1887 年尼采在名著「道德譜系學」(Genealogy of Morals)提出,史前社會是由貴族強者主宰,底層的奴隸因而心生怨恨,構思出「奴隸道德」(slave morality),把強者描繪為「惡」、把自己描繪為「善」,以消極道德觀約束壓制強者,在無休止的血腥殘酷鬥爭中,催生出罪惡、良心、承諾和義務的道德觀念。

人類學家吉拉爾(René Girard)在 1972 年著作「暴力與神聖」(Violence and the Sacred)指出,人類社群面對的共同難題,在於每當有一宗暴力事件發生,便會觸發無休止的暴力循環 —— 居民厭惡暴力本身,促使他們行使復仇的義務,期望以暴止暴。古代社會出現的代罪羔羊、希臘悲劇和核心家庭的性規範等等,基本上都與遏止暴力循環有關。

1975 年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分析,懲罰如何由公開處決和酷刑虐待,過渡到以囚禁犯人為主要懲罰手段。雖則這種轉變挪用 18 世紀的人道語言包裝,但刑罰由施予肉體痛楚,變成剝奪囚犯權利和自由,以精緻的權力手段馴化囚犯。傅柯甚至在現代監獄看到社會的縮影,學校、考試、時間表等都是規訓人民的工具。

雖然三位思想家的見解,歷年來遭遇無數挑戰和質疑,但他們的影響力依然無遠弗屆,Callard 形容,甚至是有近乎邪教般的吸引力,因為在歷史人類學的術語背後,他們建構出一系列引人入勝的哲學觀 —— 尼采說,我們是基於怨恨建構出整個道德體系;吉拉爾說,暴力與反暴力其實是一體兩面;傅柯認為,懲罰本身就是一種罪惡。三者同樣意識到,道德有自我相悖的傾向,間接令人反思善惡的相對性,行善有時也需要採取惡的手段。

除非我們立地成佛,或者成為極端斯多葛主義者,把情感與道德判斷徹底割裂,否則目擊不義之事,我們難免血脈沸騰。持續燒滾的怒火,可換來無盡的行動力,喚起臥薪嘗膽的復仇意志,但實踐時無可避免要面對道德兩難,亦沒有多少人能夠被高亢情緒長期牽著走。但如果我們過分壓抑怒火,令自己對社會顛倒黑白變得麻木,同樣會為自身帶來道德危機。

這大概是道德崩壞的社會中,每個受壓迫個體每日所要面對的內心掙扎,當中往往沒有絕對正確又完全合乎道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