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成為亞洲強國,但在 30 年代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其後於太平洋戰爭侵略亞洲各國,期間干犯不少反人類罪行,英殖香港亦一度淪陷,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不過在日治期間,香港政治其實比想像中複雜,有華人精英就高調支持日本統治,例如所謂的兩華會,當中有些家族,英殖時崇英,日佔時助日,中治時親中,到今天依然在香港的權力核心之中。
1937 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隨即展開,而到 1938 年 10 月,廣州宣告失陷。由於周邊的主要航道皆被日軍控制,令到依賴轉口貿易的香港猶如死城。當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襲美國,正式向英美等同盟國開戰,12 月 8 日,日軍亦向英屬香港發動進攻,在孤立無援之下,華洋軍民依然團結反抗,一直堅守到聖誕日,港督楊慕琦才正式宣佈投降,當中駐守香港的加拿大士兵近乎全軍覆沒,290 人戰死,264 人被俘期間身亡。
佔領香港後,日本就要思考如何管治這個地方。初時,香港由日軍司令官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他凶殘成性,日軍曾在鯉魚門、摩星嶺、聖士提反書院等地屠殺戰俘和醫護,很多英軍和加軍正在養傷,無力反抗。1942 年初,駐港日軍正式成立軍政廳,2 月陸軍中將磯谷廉介走馬上任香港總督。東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副教授李培德指出,日軍希望在香港以最少的資源,去管治 100 萬的人口,於是就想到「以華制華」的方略,並藉此呼應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
磯谷廉介籌組了兩個華人主導的政治架構:「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前者是中央層面的諮詢組織,可向軍政府就華人政務提供建議,成員只有 4 人,分別是戰前被視為親英派的羅旭龢、李子方,以及親日派的以劉鐵誠和陳廉伯。後者則對應地方層面,負責運作地方民生組織「區役所」,向軍方反映地方民情。當時「協議會」主席為周壽臣,副主席為李冠春,還有地方名流如鄧肇堅、譚雅士等20多人。
值得注意是,不是所有戰前香港富商都與日本政府合作。浸大歷史學講師羅婉嫻就指出,香港首富何東,早在戰爭爆發前就跑到中立國葡萄牙管治的澳門;養和醫院重組後首任院長李樹芬,1943 年 8 月被任命為日華醫師公會會長後,更喬裝漁夫逃亡到桂林。史學家鄭宏泰和黃紹倫,則提及香港第一位華裔血統律師羅文錦的故事。他被迫加入華民各界協議會後經常不發一言,有一次被問到如何改善日華關係,他直斥:
我想你們應承認華人乃謙讓文明的民族,因而反對日軍公然且肆無忌憚的行為。如果你們可以約束其行為。你們與香港市民的關係應該會有所改善。
不過整體而言,兩華會都沒有政治實權,最大作用是替日軍粉飾太平。網媒「港識多史」就找到當年兩華會在「日軍攻略香港週年紀念日」發表的共同賀詞,表示對紀念日絕不忘卻,並指:
自當與友邦日本共同合作,同甘共苦,以耐勞刻苦之精神,犧牲個人私利,貢獻國家民族。中日兩國有一致之東洋道德文化,溯本求源,更應和平親善。今日香港在共榮圈內,既得地利,若再得天時人和,則必能益趨繁榮云。
而由兩華會成員李冠春、李子方等人創辦的東亞銀行就成為少數得以復業的華資銀行,有份替日軍發行軍票、掠奪財產,又發售「厚生彩票」,為日軍籌錢,到後期東亞銀行亦是日軍特准分配米糧的地點。
浸大歷史學家鄺智文博士形容,日佔時期香港「制度崩壞」,憲兵腐敗卻完全沒有制衡,經常有平民因小事而被日軍毆打、就地處決,加上經濟停頓,很多人餓死街頭。他續指日本是有計劃地減少香港人口,把窮人送走,美其名「歸鄉政策」,但他後來考察文件,發現很多華人已在香港定居三代,根本無鄉可返,變相是要他們餓死途中。1941 年香港人口有 180 萬,到戰後 1945 年,人口只餘約 50 萬,當中很多人不知所終。
1945 年,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最終投降並撤出香港。戰後,英國調查涉嫌通敵的香港華人精英,他們大多辯稱被迫合作。英國為確保戰後長治久安,還要依賴本地華人通力合作,故選擇靈活變通,不追究不牽涉軍事問題的人,但羅旭龢、李子方等人也不得再出任行政局或立法局公職。他們的後人到今天依然是名人,例如李冠春之子李福樹、李子方之子李福和、李福逑皆是英殖時期兩會議員;李冠春之孫是愛國愛港的前行會成員李國寶、李國章,李子方之孫則為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