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到晚喊著「邊個夠我慘！」，原來非獨特的個人感受，有此心理狀態者為數不少。最近便有心理學團隊研究此「人際關係受害者傾向」。細看他們的性格特徵，如傾向嚴重者當上領袖，後果少則奪命，大則傾覆國家。
會害人的受害者
國際學術期刊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曾於上年年底刊登一篇名為 The Tendency for Interpersonal Victimhood: The Personality Construct and its Consequences 的文章，團隊藉以色列猶太人，研究「人際關係受害者傾向」（The Tendency for Interpersonal Victimhood，TIV）此一心理狀態，其特徵為持續地在與不同人相處之間，也萌生一種自己是受害人的觀念。實驗研究的目的，在於確認此種傾向帶來的行為及思想特徵，當中包括極需別人認同其慘痛經歷、缺乏同理心、難以寬恕別人及報復心強等。這些傾向不是從天而降的，根據受訪者的回應，傾向的育成很多時來自與主要照顧者的相處所得，亦即家人、伴侶等關係而來。
偉人與暴君及賤人
研究除指出 TIV 的表徵，也討論了被害者傾向與自戀（Narcissism）的分別。兩者雖然同樣一天到晚聚焦自身，也需要認同及喜愛報復，但其實兩者大不同，特別是對「威脅」的理解。對自戀者而言，如果有事情影響到其偉大形象及優越感，有阻或損害其成就，他們便會視之為威脅。而有被害者傾向的人則自我設定成飽經傷害的弱者，需要被保護及照顧，同時又自覺體貼別人，良心滿溢，卻不幸活在殘酷不仁、欺善無情的世界。故當其超然道德的自我形象被攻擊（也是自我定義）時，他們就會視之為「威脅」。
用這種視角閱讀歷史世事，自有多一番體會與領悟。到底如何分辨兩者，及為甚麼要分辨呢？就拿兩個曾對文字與書生下手的皇帝來分析一下。自戀的人可以是偉人，也可以是暴君，秦始皇便是出名自戀的中國暴君。身為質子的他多年來過著如「人球」般的生活，幸得商人呂不韋一個「奇貨可居」，一步步令他登上秦王寶座。人球生活加上如謎血統，秦始皇本來很有機會發展出受害者心態，最後卻成為一名自戀皇，眼中只有自認為已成就大業的自己。
公元前 213 年，齊國人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議恢復古制，遭到李斯反對。他認為秦國創下不世之業，書生以古非今，根本無知。他提倡除秦史外，焚毀其他史書；諸子百家之書只準博士官保留，民間不得私藏；醫藥、卜筮、農業等書則不受管制；想學習律令者，必須以官吏為師，而秦始皇下旨同意。簡單講，焚書非因其心靈弱小，只因他認為自己已「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前代百家之言皆為廢話，故在燒毀民間相關藏書，只限官中保存。從他的角度，焚書並非出於報復，而是避免以古諷今的政治手段，也是終極的自戀表現。順帶一提，史書及中學歷史科往往簡化事情，一句焚書坑儒當結案陳詞，其實秦皇雖非善類，但相較其後屢創高峰的來者，至少非喪心病狂，如泉下有知，保證他不敢那麼牙擦。
玻璃心皇帝
自戀者當領袖，可好可壞，甘地與希特拉皆為自戀名人，但過分的受害傾向者身處高位，則大多是一場災難，其中代表人物是朱元璋。他的殘酷出於對自身微時的念念不忘，結果當然有迴響。
清代出名搞文字獄，不過，朱元璋洪武王朝的文字獄也非常嚴重，可說是無定向喪心病狂。曾有一位府儒學教授上奏章拍馬屁，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一句，按常理，鞋油足，技術好，但結果命都無。朱元璋見字大怒，因為他認為「光」字諷刺他曾被迫落髮光頭，而「生」和「聖」是「僧」的諧音，諷刺他當過和尚；「則」與「賊」同音，諷刺他當過強盜。結果朱元璋把這位府學教授就地斬首。官員眼見類似的文字獄愈來愈多，聯合上書要求朱元璋「頒定楷式」，即用字標準，他卻交不出來，看不順眼的還是照殺不誤。因為糾結往事，縱成萬人之上，仍然玻璃心，常理邏輯及民怨放一邊，無人知其內心的痛處在哪，龍門任他失控的心理任搬，血腥報復才能稍稍釋懷。暴君恐怖，加上這種心理傾向，就更加變態。
結合這兩個故事，如果總要些教訓可供汲取，嗯…… 首先是鞋不可以亂擦，其次是，有這種傾向的當權者為數不少，你以為好聲好氣，他們已經心如刀割，矢志報復。歷史往復循環，一切似曾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