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 60 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一躍而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雖然社會各界對本港「經濟奇蹟」的成功之道各有演繹，但都普遍同意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對香港的工商發展有重大影響。甚至到回歸後，亦有見政府官員以「積極不干預」為理由，為自己的政策辯護。
過去有關「積極不干預」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層面，由理性角度分析政策優劣，或將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模式作對比。但本書作者黃兆輝博士則嘗試從文化角度拆解「積極不干預」背後的歷史脈絡和哲學邏輯，由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即公曆 16 世紀、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分析西方知識分子如何受中國儒學啟發，最終找出一種結合西方紳士文化以及中國儒家精神的管治哲學，為「積極不干預主義」提供更有深度的理解。
本書在第 1 章節舉出多個事例，打破社會對於「積極不干預」的最常見誤解。作者明確指出，「積極不干預主義」不等於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例如港督葛量洪在 1954 年四出奔走，為香港廠家打開出口通道，又或者戴麟趾在 1967 年成立生產力促進局，用公帑扶助工業發展。因此，純粹用經濟角度去理解「積極不干預」就如管中窺豹，未能見其全貌。在第 2 章，作者提倡「積極不干預主義」是西方知識分子（即書中的「洋儒」、「中國通」）在學習中文、經歷儒家思想洗禮後的一種全新管治哲學，其中中西文化優劣互補，最終做到人人平等、保護弱小、管治寬容，社會整體道德有所提升。
本書的第 3 到 13 章詳細描述西方知識分子的養成和特點：包括英國公學教育對他們人格的塑造、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來華傳教、仕官的處世態度等等，以及當時中國士大夫（例如明未東林黨人、清未官員等）對他們的啟發和影響。例如殖民地官員莊士敦在紫禁城做帝師的時候，親身感受到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人格端正、重情守禮；當時靠剝削童工、販賣黑奴致富的英國士紳則相形見絀。
這些西方知識分子不但對華人沒有敵意，同時肯定儒家文化當中的道德觀；在中國做到政通人和之餘，亦把西方平等、公義等理想在地實踐，成為「積極不干預」的倫理基礎。本書的第 14 到 16 章總結港英政府發揮「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管治招數，從不同政策範疇分析策略上的演變，涉及法治、鄉紳、教育、衛生、治安等各方便，解釋殖民地政府成功之道。
黃兆輝博士學貫中西，對於中英文化、教育、政局有獨到見解。此書結構嚴謹，史料琳琅滿目，適合對香港歷民地歷史有興趣的讀者，鑒古知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