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宇:讀黃兆輝「積極不干預 —— 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A+A-
1977 年,時任港督麥理浩(上左三)參觀電子工廠。 圖片來源:C. Y. Y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上世紀 60 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一躍而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雖然社會各界對本港「經濟奇蹟」的成功之道各有演繹,但都普遍同意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對香港的工商發展有重大影響。甚至到回歸後,亦有見政府官員以「積極不干預」為理由,為自己的政策辯護

過去有關「積極不干預」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層面,由理性角度分析政策優劣,或將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模式作對比。但本書作者黃兆輝博士則嘗試從文化角度拆解「積極不干預」背後的歷史脈絡和哲學邏輯,由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即公曆 16 世紀、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分析西方知識分子如何受中國儒學啟發,最終找出一種結合西方紳士文化以及中國儒家精神的管治哲學,為「積極不干預主義」提供更有深度的理解。

「積極不干預 —— 港英政府的中國通」書封。

本書在第 1 章節舉出多個事例,打破社會對於「積極不干預」的最常見誤解。作者明確指出,「積極不干預主義」不等於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例如港督葛量洪在 1954 年四出奔走,為香港廠家打開出口通道,又或者戴麟趾在 1967 年成立生產力促進局,用公帑扶助工業發展。因此,純粹用經濟角度去理解「積極不干預」就如管中窺豹,未能見其全貌。在第 2 章,作者提倡「積極不干預主義」是西方知識分子(即書中的「洋儒」、「中國通」)在學習中文、經歷儒家思想洗禮後的一種全新管治哲學,其中中西文化優劣互補,最終做到人人平等、保護弱小、管治寬容,社會整體道德有所提升。

本書的第 3 到 13 章詳細描述西方知識分子的養成和特點:包括英國公學教育對他們人格的塑造、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來華傳教、仕官的處世態度等等,以及當時中國士大夫(例如明未東林黨人、清未官員等)對他們的啟發和影響。例如殖民地官員莊士敦在紫禁城做帝師的時候,親身感受到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人格端正、重情守禮;當時靠剝削童工、販賣黑奴致富的英國士紳則相形見絀。

這些西方知識分子不但對華人沒有敵意,同時肯定儒家文化當中的道德觀;在中國做到政通人和之餘,亦把西方平等、公義等理想在地實踐,成為「積極不干預」的倫理基礎。本書的第 14 到 16 章總結港英政府發揮「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管治招數,從不同政策範疇分析策略上的演變,涉及法治、鄉紳、教育、衛生、治安等各方便,解釋殖民地政府成功之道。

黃兆輝博士學貫中西,對於中英文化、教育、政局有獨到見解。此書結構嚴謹,史料琳琅滿目,適合對香港歷民地歷史有興趣的讀者,鑒古知今。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作者為香港大學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2017 年赴英國華威大學媒體與文化政策研究院深造,現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曾任職媒體公司及公關部門,對創意經濟發展略知一二。熱愛香港文化,深信香港能成為亞洲最有文化實力的國際大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