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人類群星閃耀時」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自殺身亡 80 周年。他是德語世界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經歷過 19 世紀末的歐洲太平盛世，自信樂觀地憧憬過人類將來，卻接連歷經兩場世界大戰，遭遇極權迫害而流亡海外，也見證自由心靈如何屈從國家意志。其臨終遺作「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就為文明盛極而衰留下最後見證。
茨威格出生於 1881 年，誕生自維也納的猶太富裕家庭。他形容當時歐洲正值太平盛世，即使世界某角落有戰爭，也只會存在於報紙國際版，不會波及平民大眾。隨著社會財富累積，黑夜被電燈燃亮、天空被飛船征服、頑疾被醫學根治，普遍人都相信厄運不再降臨，歐洲從此擺脫饑荒與動亂，文明進步勢不可擋。
在那個創新進步的時代，中學課程跟不上潮流，無法滿足茨威格與同學的好奇心，他們都在課餘搶先吸收最前衛的思想。當老師還未聽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戲劇大師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時，學生已經讀遍他們的作品，還以投稿互相切磋。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和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也是少年開始發表作品，是學生眼中的英雄 —— 證明年輕不再是成就的障礙，反倒是優勢。
只會憧憬未來的黃金時代
1904 年茨威格完成博士論文後投身創作，旅居歐洲各地，在文壇廣交好友，使他堅信歐洲文化相融，可共享文明進步的成果。這想法如今聽來天真可笑，但茨威格強調，當時歐洲正彌漫著這股理想主義的樂觀氣氛，其法語詩人好友維爾哈倫（Émile Verhaeren）最能體現那個時代精神 —— 他為幾乎每天都有新發明誕生興奮不已，當別人認定都市和機械毫無詩意，他卻以短詩歌頌各種科學成就，憧憬歐洲文化共融的未來。
茨威格如此憶述：「歐洲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對未來充滿信心，除了幾個老態龍鍾的白髮老人外，沒有人再像以前那樣感嘆和懷緬『過去的好時光』。」但正是這份自信與樂觀蒙蔽了歐洲人雙眼，使大家過分自我膨脹，以為自己國家每次軍事威嚇，別國都願意退讓；茨威格與好友則真誠相信，即使戰爭來臨，大家都會抗拒參戰，深信歐洲精神與道德力量可以獲勝，結果對災難來臨毫無戒心。
1914 年盛夏，是茨威格記憶中最風和日麗的夏季，卻傳來奧地利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身亡的消息。茨威格觀察指，由於皇儲本身不受愛戴，所以平民原本都不以為然，直到報章把事件演繹為民族情仇，奧地利人就開始頭腦發熱，局勢幾何級升溫，各國不再退讓，全歐洲的戰爭機器同時啟動，終於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
被剝奪一切的暢銷書作家
這是歐洲文明盛極而衰的開始，政治精英以莊嚴承諾，把人民推上戰場送死，結果輸掉了戰爭，又輸掉了和平，舊歐洲秩序分崩離析，舊帝國瓦解為一窮二白的小國，自信與樂觀一掃而空。戰爭結束，並不意味著一切好起來，衝突只是轉移到國家內部，戰後秩序滿足不了任何人，所有矛盾都難以調和，歐洲在兩極之間被拉扯撕裂。
隨著上一輩權威掃地，茨威格觀察發現，戰後世代普遍對父輩既痛恨又鄙視，他們不再信任傳統，決心重掌自己命運，在藝術上開啟光怪陸離的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實驗，在文學上開創言簡意賅的電報式寫作風格，為文藝界創出新氣象。在政治上，真正能夠吸引群眾的，只餘下極端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任何稍有分寸的主張都被排斥，為歐洲帶來更深重的災難，最終也奪去茨威格的所有。
茨威格是戰時極少數的反戰作家，與堅守和平主義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成為摯友。這份歷練使茨威格寫作更趨成熟，作品在戰後德語世界膾炙人口，中篇小說「馬來狂人」（Amok）和「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深受讀者歡迎，被改編成戲劇和電影；「人類群星閃耀時」（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獲選為學校必讀讀物，印刷量短期內突破 25 萬冊。此後幾乎所有著作都有了銷量保證，直到希特拉崛起。
1933 年希特拉在德國上台後，猶太裔的茨威格即時落入黑名單，數百萬冊作品全數被查禁，其編寫的劇本全數被禁演，事業成就一下子被摧毀。即使奧地利尚未淪陷，茨威格也察覺到昔日友好，因他的猶太背景而避忌公開接觸。萬念俱灰的茨威格知道危險逼近，於是不顧朋友勸阻，僅帶少量資產避走英國。結果一如茨威格預料，奧地利數年後淪為納粹黨囊中物，親朋好友逐一遭到逮捕、抄家、流放和批鬥。
從花朵吸吮苦澀的蜜蜂
在流亡英國的歲月，落魄的茨威格重遇維也納的老朋友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同是天涯淪落人，當時佛洛伊德已是 83 歲高齡老人，卻同樣落難英國。佛洛伊德對文明傾頹痛心之餘，卻對人類的野蠻本性不感驚訝 —— 有別於昔日歐洲迷信科學理性，佛洛伊德始終堅持，人類原始動物性無法被文明馴服，曾經信仰「進步」的茨威格，再無法駁倒佛洛伊德的觀點。二人重逢後一年，佛洛伊德與世長辭，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在同月爆發。
茨威格的奧地利出身，使他被英國視作敵國公民，他只能捨棄僅餘一切再次逃難，最後落難巴西。雖然暫得人身安全，但 60 歲的茨威格早就喪失盛年時的樂觀和信心，無時無刻記掛著歐洲這個精神故鄉，他因此寫下回憶錄「昨日世界」，記錄充滿戲劇性的文明起伏，也記低戰爭重臨的心境：
人類自相殘殺的恐懼，遠甚於死亡帶給我的恐懼，戰爭不可阻擋地再次來臨了。我畢生熱切追求人性與精神上的團結，因此更覺得當下的團結比任何時候重要，但竟遭遇如此無情的排擠，此刻，我感覺到人生從未有過的孤獨。
完成回憶錄後，茨威格去了一趟里約狂歡節，想要排遣哀愁，同日卻看到「新加坡淪陷」和「英軍大潰敗」的新聞頭條，叫他無法釋懷，他無法接受文明遭逢滅頂，世界另一端還在縱情享樂。歐洲既回不了去，希望也遙不可及，茨威格在狂歡的巴西人群中悲痛欲絕，朋友形容當時的他活像蜜蜂，「從每個花朵中吸吮苦澀」。1942 年 2 月 22 日，茨威格與妻子在家中注射毒針，與世界訣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