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 世紀開埠初期，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華洋雜處的國際港口，不單止有廣東華人、英國白人，還有葡國人、巴斯人、猶太人、印度人等族群聚居，行政首長要跟各界打好關係，需要具備優秀的語文能力。香港曾經出過戴維斯和金文泰等數任漢學家港督，但達到語言學家級數的，或許只有一個，就是號稱懂得 200 種語言的香港第四任港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又譯寶靈、包令）。
1792 年，寶寧於英國西南部德文郡（Devon）一個經營羊毛生意的家庭出生。他 13 歲時就在父親的羊毛公司做文員，後來到當地一間公司的會計房打工。這兩份工作都需要接觸很多外地商人，因此他能熟習不同語言。1811 年寶寧到倫敦工作，第一次得到前往西班牙公幹的機會，當時他已經能操流利西班牙文。他往後周遊歐洲列國，如法國、葡萄牙、德國、俄羅斯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旅途中精進各國語文。
1820 年，他出版第一本著作「俄國詩人式樣」（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並在同年遇上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接著短短 10 年之內，他出版至少 8 本翻譯著作，包括德文、荷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和匈牙利文的文學作品，又撰寫了兩本自己創作的詩歌集；1829 年他獲格羅寧根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他也在這段時期開始踏足政界，1824 年在邊沁創立的「西敏評論」（Westminster Review）擔當政治版主編，慢慢成為知名的政治經濟評論家。
到 19 世紀 30、40 年代，寶寧透過邊沁的人脈打入英國建制，多次參與官方委員會；1832 年邊沁逝世，寶寧又繼承了其著作的出版權，因而獲得鉅額收入。他先後成為代表基爾馬諾克和博爾頓選區的下議院議員，總計歷時 12 年。在議會時，他被視為激進派一員，支持工人主導的「憲章運動」（Chartism），爭取 21 歲或以上的男子都享有普選權，同時聲援各地廢奴主義運動；而在經濟層面，他則支持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
1849 年，寶寧的命運與香港開始交織，並完全改寫這個東方港口的發展軌跡。在 40 年代末，他在威爾斯的工廠投資完全失敗，賠光前半生的積蓄。這時候，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Viscount Palmerston）邀請他到廣州出任英國駐華公使一職，年薪 1,800 鎊，當時他已經年屆 57。到 1854 年，他再上一層樓，獲委任為香港總督兼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接替文咸爵士（Sir George Bonham）。而在此之前，文咸已因為身體抱恙而經常休假，由寶寧在港代辦商務總監職務。
英國殖民史學家韋爾許（Frank Welsh）在著作「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指出，輝格黨（whigs）重返執政地位，令到寶寧贏得任命機會。寶寧當時已在歐洲享負盛名，不過同時招惹不少敵人，社會家馬提紐（Harriet Martineau）形容他滿口謊言，喜歡自吹自擂，不會為英國利益辦事。韋爾許評價指，前兩任港督戴維斯和文咸都喜惡分明，而且反映在其管治風格之中，但兩人夾在倫敦白廳和殖民地居民之間，個人影響力十分有限，寶寧卻是真正為香港帶來關鍵改變。
寶寧任內發生了兩件大事件。第一宗是「亞羅號事件」（Arrow Incident），1856 年 10 月 8 日，清朝水師在商船亞羅號進行搜查，拘捕船上 12 名涉嫌走私的中國水手，並撕下船上的英國國旗（船長為愛爾蘭人）。寶寧極力爭取以此為藉口開戰，一口氣解決過去懸而不決的廣州入城問題，並向兩廣總督葉名琛發照會：「如不速為彌補，自飭本國水師，將和約缺陷補足。」葉名琛拒絕賠償和道歉，最終寶寧勒令英軍入侵珠江口，炮轟總督衙門，打開第二次鴉片戰爭序幕。
寶寧的舉動在國內掀起極大爭議。保守黨人和反戰主義者批評寶寧以小反大，開展了一場不公義戰爭。而在香港，華人社會當然也有不滿。1857 年 1 月 15 日，戰爭期間，發生了另一大事「裕成辦館毒麵包案」，數百名居港洋人砷中毒，後來發現裕成辦館的麵包含大量砒霜。當時有憤怒的洋人要求抓捕所有華人居民，又有人要求把疑兇送上軍事法庭。寶寧一方面宣佈華人社區戒嚴，同時堅持案件交由陪審團裁定，最終辦館老闆張霈霖被判無罪，震驚居港洋人社群。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是滿清慘敗，被迫簽下「北京條約」，其中一條是割讓九龍半島予英國，改變了香港的命運。除此之外，寶寧還進行一些社會改革，韋爾許形容他是一位「堅定的民主派和改革者」（a convinced democrats and reformer），希望帶領香港走進一個更自由的社會。他任內容許華人出任陪審員和律師，甚至建議增設 3 名非官守立法會議員，由香港居民不分種族投票普選產生，這個激進建議當然被推翻。
寶寧任內也有一些民生建設，今天鵝頸一帶，當年叫作「寶寧城」（Bowrington），正是由他力主造地興建。他同時極力改善水利，開通「寶靈頓運河」，紓緩黃泥涌洪水問題，又建立商用的公共供水體系。另外，他不顧商家反對，引入「1856 年建築物和滋擾條例」（Buildings and Nuisances Ordinance, No. 8 of 1856），要求確保街頭通風整潔，又要加入水廁。作為學者，他又積極辦學，任內香港學生數目大增 10 倍。
不過，寶寧激進的性格和方案，令他與殖民地部，乃至港英內部的官員都不和，例如曾經與被喻為大貪官的副總督威廉堅（William Caine）爭權。1858 年，寶寧夫人因為砷中毒後遺症逝世，令他深受打擊，而他自己中毒後身體也不如從前；任內的打貪活動又使港英政府四分五裂。在 1859 年，寶寧卸下港督一職。他回國後繼續學術生涯，把自己在遠東的見聞輯錄成書，例如在 1868 年翻譯清代名著「花箋記」（The Flowery Scroll），至今仍為學者所研究。
1872 年，寶寧在家鄉病逝。至於到底他懂得多少語言，他的傳記作家都認為 100 種是誇大了，但他至少可以流利講 8 種，另加書寫 7 種，同時另外熟知 25 種。毫無疑問，寶寧是歷代港督中，語言天分最為超卓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