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戰記」打著香港首部科幻大製作的旗號上映，明眼人就知道劇本充滿了古天樂的私心，說他成立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就是為了拍這部片也不為過。然而，由於疫情和社會經濟等外部因素影響，即使可以收回 4.5 億港元的拍攝成本，恐怕也賺不了錢。有人呼籲入場支持港產科幻片，但以香港市場來說，這只是杯水車薪。
講到「港產片」，又會引起部分人的反對，因為「明日戰記」有中國大陸的資本和製作單位參與其中，嚴格來說，這不是一部純正的港產片。合拍片和大陸資本的爭論在 2000 年代開始燒得愈來愈烈，市場和資金規模的差距，導致文化產業往北方靠攏，連帶敘事的決定權也漸漸轉移，電影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香港人對文化格局的變化非常敏感，因為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相比，香港本土文化認同的源起不是基於歷史、也沒有國家敘事，取而代之是「集體回憶」，而所謂的「集體回憶」，其實是「集體消費」。於是從 90 年代開始，許多關於香港身份認同的討論都和資本市場的消費文化掛鉤，同時回應文化研究中對受眾主體性的論述。換句話說，香港人是一種社會性消費經驗的拉扯，而電影作為主要的本地文化產業，其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就反映了身份的角力。
故事到了 2000 年代末出現了些少轉變，文化遺產概念的普及，把保育皇后碼頭和天星小輪碼頭等反抗地景變化的行動，推上了政治舞台，也把身份認同帶入城市空間的討論中。於是本地認同被具現成群眾運動的經驗，身份建構在社會實踐中找到出路。
行動主義式的身份建構在 2019 年被提升至極限，又在 2020 年被打到谷底。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身份建構只好重新退縮回集體消費的框架中，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這 2 年的偶像文化市場突然回春。政治身體被打倒後，公眾在娛樂身體上，找到代替的公共性與社會連帶感。有人形容為一股「虛火」，雖然這評論是有點離地，沒有體諒大眾，只是想找地方安置自己的無力感，但本質上也稱不上是錯誤。
然而在極端的政治風潮裡，消費文化也被置於同樣的環境中，集體經驗不再是惟一指標，對消費品更加有極高的道德要求，甚至要求純正香港產，才可以建構「純正的」香港文化身份。問題是對於本來以混雜而自豪的城市，「純粹」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更遑論文化的「純粹」也不過是建構，於是「香港性」漸漸成為一種無法被實現的幻想。
身在海外的筆者無法到戲院一睹「明日戰記」，連影評也無法寫，只望之後會在串流平台上映。至於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的港產片與香港文化認同，電影預告裡劉青雲的對白也許是一個提示：「Ending 係點？我哋自己決定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