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當代,套用中國說法,就像小粉紅打了雞血似的,說「誰誰誰做得到,我們 XX 人也能做到」,這種覺得必須以自己當家作主去超英趕美的思想,非常盛行。
當然,這是團結群眾的好方法,一切都能訴諸這種情緒勒索,一時間就能炒作個熱點。但對藝術工作者來說,這樣硬要東施效顰式的自我嘗試複製一次之創作,每個環節都得所謂自己人去做。就像近年荷里活興起的所謂女性主義電影一樣,講女生的題材,幕前幕後都必須全女班,彷彿這樣就是女性主義的賣點,差點連當中出現的男角,都要由不同年紀的女性去反串演出,才能保持高純度。但這種行徑往往立心善良,卻有時成了揠苗助長,勉強堅持只是捨本逐末。
真正有需要達致所謂的國際線,並不是堅持自己做一次,然後送出去給別人看,而是膽敢放眼世界,開通天眼看紅塵。在這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漫畫界的膽大,以及日本人的創意和氣度。也許日本漫畫市場競爭激烈,很多創作企劃必須千錘百鍊,才能獲得出版社或大公司垂青,展開創作。
筆者近期最喜歡的,是速水螺旋人監修的漫畫「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它雖是一本在日本繪畫和出版的漫畫,卻是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同名著作。原著是採訪在二戰期間,參加蘇聯保衛戰的俄羅斯女兵經歷之口述歷史,作者也因此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書雖是報道文學,但作者採取了極克制的記錄方法,甚至把自己的記錄者身份完全抽走,只純粹留下受訪者的對話。當然,這個像是純記錄的形式,其實暗藏功力,透過剪裁和選取,讓那些經歷過戰火洗禮的女性,彷彿在喃喃自語的如泣如訴,道出戰爭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微細故事。
讀過原著,最記得中間有個女兵說,她們對戰爭的記憶,跟自己的丈夫或情人很不一樣。他們戰後憶述的,都是部隊的番號、官階,以及結集的軍力和數目;但這些,女性很多時候都記不住,她們記得的,都是身邊或眼前所經歷的一切生活瑣碎事,而不是那些重大戰爭的移動和軍階人名。但正是這些瑣碎事,才能在戰場上構成一個立體形象。記得有個負責後援醫護的女兵表示,她一直在醫院急救,到戰爭完結後回鄉下時,總是感到害怕,因為她在整場戰爭的經歷中,就是不停見到各個截肢的傷兵,甚至讓她懷疑,整個蘇聯已不可能找到四肢健全的男人。
一個這樣遙遠的二戰題材,一點日本元素都沒有,但日本人還是有這個氣度和眼光,花上數年時間,把它繪成日系漫畫出版,也沒刻意加入日本角色,在裡面來爭取日本讀者的認同感。有的只是把俄語對白翻譯成日語,以及把當中蘇聯人的角色畫得稍微日系化。
這個不禁讓筆者反思,為甚麼香港的創作,從來都必須以香港人為主角,才能吸引香港觀眾?難道香港創作就不能以外國人作故事的敍述者?難道這樣香港觀眾就會不明白?不是說好了,這裡是國際城市嗎?
當然,在看到港產片中的鬼佬也得說上流利廣東話,才能讓觀眾感到親切。在這樣的對比下,更見「戰爭沒有女人的臉」難得。漫畫自 2019 年開始在網絡漫畫發行網站 ComicWalker 連載,並於 2020 年發行單行本,現已出了 3 冊,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看看。當然,沒比較就沒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