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當代，套用中國說法，就像小粉紅打了雞血似的，說「誰誰誰做得到，我們 XX 人也能做到」，這種覺得必須以自己當家作主去超英趕美的思想，非常盛行。
當然，這是團結群眾的好方法，一切都能訴諸這種情緒勒索，一時間就能炒作個熱點。但對藝術工作者來說，這樣硬要東施效顰式的自我嘗試複製一次之創作，每個環節都得所謂自己人去做。就像近年荷里活興起的所謂女性主義電影一樣，講女生的題材，幕前幕後都必須全女班，彷彿這樣就是女性主義的賣點，差點連當中出現的男角，都要由不同年紀的女性去反串演出，才能保持高純度。但這種行徑往往立心善良，卻有時成了揠苗助長，勉強堅持只是捨本逐末。
真正有需要達致所謂的國際線，並不是堅持自己做一次，然後送出去給別人看，而是膽敢放眼世界，開通天眼看紅塵。在這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漫畫界的膽大，以及日本人的創意和氣度。也許日本漫畫市場競爭激烈，很多創作企劃必須千錘百鍊，才能獲得出版社或大公司垂青，展開創作。
筆者近期最喜歡的，是速水螺旋人監修的漫畫「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它雖是一本在日本繪畫和出版的漫畫，卻是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同名著作。原著是採訪在二戰期間，參加蘇聯保衛戰的俄羅斯女兵經歷之口述歷史，作者也因此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書雖是報道文學，但作者採取了極克制的記錄方法，甚至把自己的記錄者身份完全抽走，只純粹留下受訪者的對話。當然，這個像是純記錄的形式，其實暗藏功力，透過剪裁和選取，讓那些經歷過戰火洗禮的女性，彷彿在喃喃自語的如泣如訴，道出戰爭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微細故事。
讀過原著，最記得中間有個女兵說，她們對戰爭的記憶，跟自己的丈夫或情人很不一樣。他們戰後憶述的，都是部隊的番號、官階，以及結集的軍力和數目；但這些，女性很多時候都記不住，她們記得的，都是身邊或眼前所經歷的一切生活瑣碎事，而不是那些重大戰爭的移動和軍階人名。但正是這些瑣碎事，才能在戰場上構成一個立體形象。記得有個負責後援醫護的女兵表示，她一直在醫院急救，到戰爭完結後回鄉下時，總是感到害怕，因為她在整場戰爭的經歷中，就是不停見到各個截肢的傷兵，甚至讓她懷疑，整個蘇聯已不可能找到四肢健全的男人。
一個這樣遙遠的二戰題材，一點日本元素都沒有，但日本人還是有這個氣度和眼光，花上數年時間，把它繪成日系漫畫出版，也沒刻意加入日本角色，在裡面來爭取日本讀者的認同感。有的只是把俄語對白翻譯成日語，以及把當中蘇聯人的角色畫得稍微日系化。
這個不禁讓筆者反思，為甚麼香港的創作，從來都必須以香港人為主角，才能吸引香港觀眾？難道香港創作就不能以外國人作故事的敍述者？難道這樣香港觀眾就會不明白？不是說好了，這裡是國際城市嗎？
當然，在看到港產片中的鬼佬也得說上流利廣東話，才能讓觀眾感到親切。在這樣的對比下，更見「戰爭沒有女人的臉」難得。漫畫自 2019 年開始在網絡漫畫發行網站 ComicWalker 連載，並於 2020 年發行單行本，現已出了 3 冊，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看看。當然，沒比較就沒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