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7 日，香港舉行一連 5 日的「香港法律周」，邀請了 27 位海外法律專家，律政司表示這批參加者已獲豁免於法律周期間受「黃碼」限制，包括可到私人包廂和指定場所飲食。此外，多名政府官員出席七人欖球賽事時，也在沒有配戴口罩的情況下「與民同樂」。政治和公共行政學的入門課都會提到，現代政府其中一項認受性（legitimacy）的泉源是「法理型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即是以法律為依據，進行統治與管理，令政府得以順利運作。
認受性又可翻譯為正當性，可以理解為人民對政權作為一種權威所給予之認受。在一套政治體制中，認受性發揮重要作用，讓政府可以透過武力迫脅以外的手段來維繫管治。社會學泰斗韋伯（Max Weber）曾提出三種政治認受性的來源。第一種是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權力建基於社會傳統、習俗，例如今天一些仍然僅存的君主制國家。第二種來源是感召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領袖發揮超凡的個人特質，可以是獨裁者如希特拉，又或者革命家如曼德拉。
而第三種就是法理型權威，國家領袖並非訴諸個人魅力或者社會傳統，而是以現實理性來得到民眾認同。政府權力源自於背後一整套的法治體制，當領袖要做政策決定時，都要按照制度框架行事，權力受到制衡和約束。在西方民主國家，法理型權威能體現於選舉制度，民眾透過公開透明的投票過程表達意願和產生領袖。憲法條文亦可令政府在危難時仍維持認受性，經典例子有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遇刺後，副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可在大眾認可下走馬上任。
其實，不單止民主國家會建立法理型權威，很多專制政體也會透過其他制度工具，加強政府合理性。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指出，中國在後毛澤東年代也曾推行一連串制度改革，例如重新釐清政府和政黨的職能、定期召開政府和政黨會議、確立集體管治、設立退休年齡，以及主要官員的任期制度。有些非民主政府也會走向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在政策過程建立行政公義（procedural justice），以典章理性來說服群眾。
有學者認為，透過法理型權威建立的政府最高效。然而，韋伯對於現代官僚政府的極端理性化同樣抱有懷疑態度。在現實情況下，一個政府的合法性要以不同種類的權威建構出來。即是民主國家，也並非全然倚賴法理型權威。其中一個例子同樣是民主選舉，政治領袖們確實要經過一連串憲法程序才能上任。可是，無論是選舉期間，抑或是就職以後，他們也要展現出一定政治魅力和熱情，施政方能順暢。
當一個政府的領袖無法展現魅力，法律和官僚制度又無法得到民眾認可，就很容易陷入「認受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政府難以凝聚群眾回應內外挑戰，引起社會不穩，以至政治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