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素來致力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堅守法治原則，如今卻受威權政權崛起、極右民粹抬頭及社會停滯不前挑戰。耶魯大學法學與歷史學教授 Samuel Moyn 出版新書 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指出，自由主義今日所面臨的困境，是昔日冷戰遺產所累，把自由單純演繹為與共產敵人的鬥爭，對未來卻愈漸缺乏想像力；當新冷戰降臨，自由主義有必要再次提出解放許諾，才能夠再次感召群眾。
冷戰之前，美國在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領導下，為對抗大蕭條徹底改造了自由主義，它承諾打破封建結構，創造經濟和社會流動的機會，拆除基於宗教和傳統建立的障礙。在理想情況下，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的職責，就是幫助人民克服壓迫，以實現更好的未來。
然而，冷戰來臨改變了自由主義思維，見證了德國短暫的民主實驗垮台，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盟友，一下子又變成自由主義最可怕的敵人，更使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重新定義。譬如說，提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強調個人自由核心就是要免受外部干預，特別是來自國家的干預，間接使大家懷疑賦予人民權利的政府可保證自由。
自由主義為何喪失感召力？
諸如此類對自由定義，不是承諾自由為人帶來更光明的未來，反而把對抗自由的敵人視為首要任務。正如同期的美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施克萊（Judith N. Shklar）所說，這是建基於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種恐懼不難理解，特別是中國和東歐都相繼建立共產政權，但把自由主義重心轉向保護自由，也為自身帶來了風險。
Moyn 強調，這種防禦共產敵人的恐懼，有時吊詭地讓人喪失他們所珍視的自由，也推使美國自由主義者支持國外的反共獨裁政權，譬如南韓的朴正熙反共專制統治、伊朗專制的巴列維王朝、南越的吳廷琰獨裁政府。反共名義的戰爭也得到自由主義者背書，令數百萬計人在「自由」之名下喪生，包括以反共為名的 1965 至 66 年印尼大屠殺、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對左翼政權發動的政變與大清算。
19 世紀自由主義推翻君主制，承諾自由與平等的新世界；20 世紀蘇聯更積極提出解放和進步的許諾。儘管這些承諾通常都沒有兌現，但上世紀仍然有無數人受共產主義感召，灌注意識形態的熱情，自由主義反而顯得相當保守審慎，通常向人散播喪失自由的恐懼，以替代解放的承諾。正如冷戰自由主義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解釋：「我們必須警惕，最慷慨的想望中隱藏的危險。」
與尋求信仰的選民產生共鳴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自由主義成為最後贏家，但 Moyn 認為，知識分子未有抓住機會反省自由主義的理念，反而更加堅持冷戰的思維模式，變成持續的反恐戰爭和經濟「自由化」，反彈也愈來愈強烈。自由主義非但沒有帶來最後勝利，美國與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如今都發現自由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2016 年杜林普當選，自由主義再度成為爭議焦點，後來美國政治學教授 Patrick Deneen 發表著作 Why Liberalism Failed，嘗試反省自由主義的敗績，反駁者卻繼續引述自由、民主和真理的抽象理念，認為是與暴政的惟一相對，而迴避自身錯誤與糾正之途。Moyn 認為，雙方都未能認識到，自由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就像所有的傳統一樣，它可以改變和轉化。
面對杜林普的政治挑戰，自由派只管寄望司法起訴，能夠阻止杜林普再次執政；在美國對中俄新冷戰再度升溫下，自由主義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更深遠。作者認為要永續自由主義，就必須與尋求信仰的選民產生共鳴，引領我們實現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所說的「生活實驗」之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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