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太林株連 —— 禍必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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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至 1928 年,蘇聯索洛維茨基隔離營(Solovki Prison Camp)中的囚犯;索洛維茨基隔離營又被形容為古拉格之母。 圖片來源: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我們會消滅蘇聯國家與人民的敵人…… 我們會把他們的血統、家人都消滅…… 這是為了最終消滅所有敵人,包括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族!

禍及家人,是株連的恐怖之處。這種手段聽起古老、野蠻不文明,但其實距離我們不遠,至今仍在土庫曼敍利亞伊朗緬甸等地發生。要數近代將株連發揮到極致的獨裁者,曾在 1937 年矢言要將敵人及其家屬盡滅的史太林必有一席。南佛羅里達大學俄羅斯、歐洲和歐亞研究所所長 Golfo Alexopoulos 過去就曾發表論文,探討史太林如何實踐連坐。

蘇聯株連敵人家屬的做法,可以向上追溯。16 世紀沙俄開創者伊凡雷帝就消滅了莫斯科公國的舊貴族,後來的彼得大帝也打撃其他權貴家族。Alexopoulos 認為這種因個人行為而懲罰家庭成員的做法,或與俄羅斯的「共同責任」(krugovaia poruka)傳統有關;亦可再上溯至蒙古入侵,帶來親屬群體對廣泛的義務和罪行均需承擔責任的思想;到史太林手上,則成為在政治衝突中利用親屬作為人質的行徑。他發動過不少大規模政治清洗或打壓異見運動,包括從 1920 年代末到 30年代初鎮壓階級敵人,到 1936 至 1938 年的黨內大清洗(great purge)。Alexopoulos 指出,正是因為株連,使史太林治下的政治鎮壓成為一種群體現象,因為只有政治罪行如被控不忠、叛國或其他反革命活動,才會以家庭作單位施懲。

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傳統家庭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丈夫奴役妻子、父母奴役孩子。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同樣敵視傳統家庭,理論家 Alexandra Kollontai 曾指:「封閉狹隘的家庭,向來只考慮親屬福祉,無法教育他們成為忠於集體的新人。」Alexopoulos 更形容,在布爾什維克想像中陰謀和秘密無處不在,敵人的家正正構成顛覆活動的中心場所。上世紀 30 年代的蘇聯官員認為,政敵的敵對思想和活動都跟家人或住在同一地方的人分享。因此,當 1930 年史太林以反蘇活動逮捕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蘇哈諾夫(Nikolai Sukhanov)時,史太林堅稱:「蘇哈諾夫的妻子應受調查,她一定知道家中發生甚麼暴行。」

沙俄烏克蘭現實主義畫家列賓(Ilya Repin)作品「不速之客」(Не ждали),描繪一名流亡革命者突然回家,家人各有震驚、恐懼、喜悅等反應。 圖片來源:特列季亞科夫畫廊(Tretyakov Gallery

去富農化:株連第一級

史太林在階級鬥爭中,曾立法剝奪階級敵人的公民權,又在 1929 年展開去富農化(dekulakization)。商人、神職人員、前沙皇秘密警察、安全部隊、舊貴族和白軍軍官等因此失去公民權,在法律上成為資產階級;其配偶和子女也同樣待遇,失去在蘇聯的一切權利,數百萬人被送到北方和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去富農化不單針對一家之主,其妻、子女,甚至所有親戚不論老少皆會被列為對象。Alexopoulos 表示,整場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農民被殺、被大規模驅逐及陷入饑餓。

官方並非正式以「家屬」為由懲罰他們,取而代之的是術語「被剝奪公民權者的經濟受養人」(the financial dependents of persons disenfranchised),執行政策的官員都理解這些「受養人」就是「家人」。Alexopoulos  認為,官方強調受株連者的經濟依賴,而非婚姻或血緣,能為個人提供空間證明他們經濟獨立以避免受懲罰,但同時也給予官方理由將姻親等關係包含其中。無論如何,株連勢必放大受階級鬥爭影響的人數。自 1930 年 1 月 30 日「關於完全集體化地區富農農場清算措施」(On measures on liquidation of the kulak farms in the areas of complete collectivization)頒佈後,政治局確定將 4.9 萬至 6 萬人送往集中營,並流放 12.9 萬至 15.4 萬人。Alexopoulos 引用俄羅斯歷史學家 Oleg Khlevniuk 說法指:「由於這 20 萬『富農』的家人也必須流放,總共有百萬人註定要受鎮壓。」單是 1929 年蘇聯之下的俄羅斯共和國地區,城市中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便有 35% 是家屬,農村地區的比例更接近一半。

譴責家人,似乎是擺脫株連命運的方法之一。官方在 1932 年為尼夫赫人(Nivkh)出版的教科書「新世界」(Cuz-dif)形容,富農是主要忠誠於親屬而忽視同志的人,新蘇聯人應該將社會主義集體利益置於個人親屬關係之上。蘇聯官方故事描述 1932 年 13 歲少年 Pavlik Morozov 因為告發富農父親而被人報復殺害,把對黨忠誠置於家庭之上的他在死後成為蘇聯烈士,被少先隊奉為守護者。蘇聯對年輕又願意譴責家人的富農家庭成員也有一套政策,若他們能排拒自己的家人,將可接受再教育等社會文化措施。

史太林時代的株連網絡之廣,已超出婚姻或血緣關係的家屬範圍,同居者、朋友,甚至同事皆有可能受牽連。 圖片來源:Sovfoto/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大清洗:更進一步

1934 年列寧格勒州委員會書記基洛夫(Sergei Kirov)遭人開槍射殺,導致史太林發動大清洗運動。相比此前針對富農,大清洗所牽連的甚至超出家庭範圍:「人民公敵」的妻子、子女固然是株連對象,連同居者也在列,仿佛同一屋簷下的人很可能都是共謀者。再無親屬關係的人,例如前妻也有連坐之虞。根據內務人民委員 00486 號命令(NKVD order no. 00486)「關於鎮壓敵人的妻子和祖國叛徒」,妻子和成年子女可遭逮捕並關押在勞改營 5 至 8 年。如果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前妻有份參與或了解被告的反革命活動,也可逮捕之。

與被迫害對象從未有親屬關係的人,也有機會在株連之列,因為他們可能成為史太林口中的贊助和互相保護網絡(networks of patronage and mutual protection,semeistvennosti)成員;其朋友和同事也容易受到懲罰。Alexopoulos 認為這種處罰方式,反映史太林對家庭關係的懷疑,延伸至類似於親屬關係的紐帶 —— 個人之間的忠誠關係,可以相互提供保護,可能會削弱個人對國家的基本忠誠。

史太林在 1936 年的憲法宣佈蘇聯是無階級社會,但早年已成階級敵人者依然受迫害,例如富農可以恢復權利,但不允許離開定居地,而獲「赦免」的富農對象仍然是年輕人。蘇聯政府規定,部分兒童有機會結束針對富農的世襲流放制度,如他們一旦年滿 16 歲就可以獲釋放。赦免年輕人,反映蘇聯始終認為只有敵人的孩子才能得到救贖。大清洗中被連坐的兒童遭遇相對艱難,被指控的人妻兒會被捕,正懷孕或哺乳的婦女則送往集中營,嬰兒約一歲半就會與母親分離,送往孤兒院,父母不得保留孩子的任何個人文件。Alexopoulos 稱大清洗與階級鬥爭的株連不同,是要徹底分離家庭。

這些孩子還要根據年齡、危險程度,以及「重塑」他們的能力,分別送往內務人民委員部特殊營地、勞教所,或由國民教育人民委員(Narkompros)營運的特殊孤兒院。當中,15 至 17 歲而被歸類為「社會危險兒童」者,將關押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殊營地,與成年人隔離、剝奪他們寄信及探訪的權利,並受嚴格「文化教育」。至於獲准成為收養對象的一些兒童,00486 號命令指出沒有受到鎮壓,並願意收養這些孤兒的親屬「不受阻礙」,但 Alexopoulos 指實情是收養的親屬,必須直接向內務人民委員部申請,並持續接受秘密警察全面監視。Alexopoulos 指,株連的處罰大大擴展了刑罰機構的管理範圍和職能,家庭成為恐怖統治的基本單位、成為大型刑罰機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