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對哈維爾:布拉格之春後的世紀筆戰

A+A-
1984 年身在巴黎的昆德拉。 圖片來源: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昨日與世長辭,享年 94 歲。昆德拉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等多部小說享負盛名,與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並列為戰後國際最知名的捷克知識分子,同樣見證過 1968 年蘇聯坦克輾壓捷克,潰敗「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事後昆德拉選擇流亡,哈維爾選擇留下來,他們此前展開的筆戰,半個世紀過後依然有啟迪。

戰後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共產時代,1968 年開明派以「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口號上台,推動前所未見的民主化運動,更試圖為異見分子平反,但受到蘇聯與華沙集團軍隊入侵,最終「布拉格之春」不足一年流產告終。1975 年異見作家昆德拉流亡法國,發表多部名著而贏得國際聲譽,更成為捷克異見的代言人;哈維爾以異見劇作家身份留在祖國,要麼受牢獄之災,要麼受到秘密警察嚴密監視,共產政權倒台後,1993 年獲選為首任捷克總統。

1965 年出席維也納圓桌會議的年輕劇作家哈維爾。 圖片來源:Otto Breicha/brandstaetter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昆德拉與哈維爾未為世人認識之前,曾經就抗爭遺產與捷克前途公開筆戰,但有很長一段時間,非捷克語世界對兩位大師的爭論茫然不知。普林斯頓大學斯拉夫語及文學系研究生 Tim West 發表的論文,嘗試梳理整場筆戰的前因後果,他指出在蘇聯坦克入城後,政治清算並非即時展開,在政治前景未明下,捷克人仍享有短暫的政治自由,筆戰就是在這個條件下出現。

為希望還是絕望而戰?

1968 年 12 月,昆德拉在文學雜誌 Listy 發表文章「捷克的命運」(Český úděl),為蘇軍入城後不足半年,當時昆德拉 39 歲,一年前才發表處女作小說「玩笑」(The Joke)嶄露頭角。他在文章提到,在數個月內,全國出現大規模移民潮跡象,他呼籲國民不要屈從於絕望,必須認清捷克被惡鄰包圍,民族命運注定崎嶇,但捷克人在民主運動沒有輸掉一切,當中尚留下希望。

對於昆德拉筆下的希望,32 歲荒誕劇作家哈維爾似乎耿耿於懷。1969 年 2 月,哈維爾在 Tvář 月刊以文章「捷克的命運?」(Český úděl?)回應,標題已經語帶挑釁。他批評昆德拉不敢直視現實的殘酷,只管把目光放在過去民主運動的短暫成功,還把當前劣勢歸咎於古老民族命運,不思考破局的可能。哈維爾在文中強調,現實不存有昆德拉筆下的希望,並呼籲國民不要坐以待斃,應當現在就挺身而出反抗,以防止公民自由受進一步蠶蝕。

昆德拉隨之以文章「激進主義與展示主義」(Radikalismus a exhibicionismus)反擊,先提出自己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堅持希望所在;繼而他指責哈維爾既否定現實有任何希望,又呼籲民眾起來反抗,邏輯自相矛盾 —— 既然沒有希望,反抗的目的何在?昆德拉質疑,哈維爾的行動罔顧後果與策略,甚至是不求勝利,背後只有兩個目的,就是既證明世界有無法彌補的道德缺陷,同時展示作者本人的道德純潔高尚。他如此寫道:

渴望自我展示的人,不自覺地傾向把形勢理解得絕望,因為只有絕望的形勢,才能把他從戰略思考的責任解放出來,為自我表達和展示清理出一些空間。他不僅認為形勢毫無勝算,他(被無可抗拒的戲劇衝突所誘惑)甚至利用自己的行動、他的「冒險行動」以創造絕望的局面⋯⋯ 更確切的說,他不渴求自己所奮鬥的公義勝利;恰恰只有他所捍衛的理想失敗,他才獲得最大的勝利,因為只有公義蕩然無存,其爆炸的光芒才可映照出世間一切苦難,還有他的人格高尚。

隨著政治氣候變得惡劣,整場精彩的筆戰無疾而終。1970 年昆德拉被解僱,他和哈維爾與數百名作家全部被禁言,再不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意見,以上成為昆德拉在共產時代捷克發表的最後一批文章。1975 年昆德拉移居法國,取得教席後繼續寫作,成為我們日後認知的那位昆德拉。

是無權力者的權力?

筆戰最難得的遺產,可能是昆德拉提出的課題:既然壓迫者如此強大又無法抵抗,公然的反抗既達不到目標,又傷害自身與家人,究竟目的何在?如果抗爭注定失敗,抗爭者主動挑戰,又是否純粹出於展現自身的道德勇氣?這是蘇聯集團統治下,數千萬人口都面臨的兩難處境,但共產陣營絕少有知識分子像昆德拉與哈維爾那樣,有機會對此問題展開公開而嚴肅的爭論。

筆戰無以為繼,但筆戰所提出的課題,日後仍反覆出現在兩人的作品之中。1978 年哈維爾劇作「抗議」(Protest)對大多數人選擇迴避對抗提出質問,劇本中的長篇對話,部分靈感來源相信就是來自與昆德拉的筆戰。1985 年哈維爾發表「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呼籲國民「向謊言說不」,在某意義上,就是筆戰中既有立場的延續。

後來,同樣流亡海外的 Listy 編輯 Milan Jungmann,在昆德拉發表「捷克的命運」時仍然在職。他聲言昆德拉深受文章激起的筆戰影響,正是這個原因使他日後迴避政治評論,或許亦導致他多番強調,自己的小說沒有政治含意,即使在很多文評人眼中,作品的政治內涵呼之欲出。

然而,我們同樣可以在他的小說中,看到這場筆戰影子。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曾經的外科醫生托馬斯(Tomáš)因 1968 年後發表文章,引起政府不滿而失業,最後被分配抹窗工人的崗位。前報紙編輯與托馬斯之子前去請求他,為特赦政治犯聯署請願,但托馬斯回覆說:「可能是高尚的,但肯定是完全沒有用的。」愛妻特麗莎(Tereza)成為托馬斯決定的最終理由,小說如此寫道:

一切決定只存在唯一的判準:不要做任何會傷害特麗莎的事。托馬斯拯救不了政治犯,但他可以帶給特麗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