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號大君主作戰（Operation Overlord）的諾曼第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場慘烈且著名的大規模作戰（LSCO），最初登陸估計已造成 10,000 人傷亡，隨後 85 天的作戰又造成 20 萬人死傷，極考驗後勤醫療。當年盟軍醫療部隊在英國準備了 97,400 張病床，動員 8,000 名醫生和 10,000 名護士，並收集約 38 萬公升血液，以 15 艘醫院船、50 架紅十字會飛機疏散傷兵和提供治療。今日，美軍已有史上最高的 92% 戰場受傷存活率。不過美國陸軍軍醫 Michael Wissemann 中校認為，目前的軍事醫療系統，很快會不堪重負。
消失的「黃金時間」
Wissemann 在美國國家安全、外交網上平台 War on the Rocks 撰文指，根據作戰人員演習的初步估計，未來軍事衝突中傷亡率或高達 55%。他指過去 20 年的衝突中，到達醫療機構後死亡的「因傷死亡」（DOW）統計類別，由於存活率高而甚少為人討論，但自烏克蘭戰爭爆發，死傷比例再度引起關注。現時美軍已要為大規模作戰做準備，但他預計過去醫護人員擁有的「黃金時間」已消失；因為只要實力相等的對手，建立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區域，威脅撤退傷患的地面及空中部隊，傷員就無法在受傷後 1 個小時內，接受包括創傷管理及緊急醫療的第二級護理。
缺乏空中優勢，加上 A2／AD 影響，醫護將要依賴同樣被削弱的地面疏散系統；到時，一名年青的海軍陸戰隊醫護兵，可能就要在 50% 潛在傷亡的前提下決定哪些人員可獲裝載上車，哪些人將要死亡。Wissemann 認為，大規模作戰行動將為救援戰鬥傷兵帶來道德困境，因為醫療後勤需求比供應多、競爭激烈的空中環境會限制行動，負責撤退傷患的飛行部隊將要拒絕疏散。最後，面對龐大傷亡人數，醫護要作艱難的決定 —— 從過去治療所有傷者，到現在於有限資源下決定誰能得到治療。他表示，美軍內部也愈來愈擔心，未來的衝突將會伴隨相關道德挑戰。
看似充足的物資，其實很有限
醫療資源缺乏仍是目前的重要問題。Wissemann 指，軍事醫療有時也要顧及平民，例如當敵方軍隊奪取家庭藥品、救護車、物資及設施時，平民很多時別無選擇只能在前線尋求醫療援助，導致看似充足的軍事醫療資源實際上很有限。即使是得到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緊急醫療物資的烏克蘭，醫療用品亦見短缺。他又舉例，2003 年伊拉克戰事期間，他也見證過支援醫院的前線部隊，在醫療用品有限的情況下仍讓沒有機會疏散到美國的伊拉克人注射破傷風疫苗。Wissemann 形容，這個不受歡迎但符合道德決策的例子，反映醫護未來可能面臨的生死攸關局面。
此外，軍事醫療有一套治療分級及次序。分診（triage）制度本來有助確定在大規模傷亡中，哪些傷員可先獲治療，以挽救最多生命。據美國陸軍「戰爭緊急外科手冊」指，應先治療「緊急」（immediates）級別，因為如果迅速處理，可以挽救傷情。這類傷者通常佔傷者的 10%，包括遭簡易爆炸裝置炸傷、需立即進行手術、軀幹受槍傷的人。然而此類手術可能需要大量醫療物資，再加上外科醫生幾個小時的時間。其後的「延遲」（delayed）級別傷患，如果不在 24 至 48 小時內及時治療，會提升至「緊急」級別。「延遲」級別所需手術時間較短，通常佔傷亡人數的 30%。佔傷亡人數約 50% 的「極微」（minimal）傷患需要最少醫療資源，可以持續幾天而無需接受重大治療，甚至能重返戰場。此外，預計無法倖存的「預期者」（expectants）佔傷亡人數不足 10%，他們不會接受任何治療，僅採取安寧措施。
重新思考先救誰
儘管如此，人們已開始有討論「反向分類」（reverse triage）的做法。例如當有高音速導彈襲擊造成數百人傷亡，是否應該放棄「緊急」傷者，以便醫務人員可以在醫療用品耗盡之際挽救佔比更多的「延遲」傷者？Wissemann 稱這種做法，在過去 20 年間屬於外來概念，但從恢復戰力的角度來看，「延遲」傷者或可以藉著得到治療，盡快返回前線作戰。Wissemann 曾跟參加美澳護身軍刀軍事演習（Talisman Sabre）的陸軍第一軍團外科醫生交流，他指演習的經驗反映，應要集中精力挽救 30% 的「延遲」傷者，而非花費大量時間、手術床和物資拯救 10% 的「緊急」傷者。理論上，這反向分類可以讓醫療部隊拯救多 3 倍的傷患。
要實現以上做法，就需要改變前線醫務人員及護理人員的培訓，明確提出首獲治療的對象。加上面對 A2／AD 威脅、無法將傷亡人員從戰場轉移到外科手術設施，長期戰地中護理也變成必要手段，用無人機空投醫療用品是否可行等選擇也值得再思考。無論將來要作甚麼抉擇，Wissemann 指，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物資以利他人生存，是不變的醫療信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