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特、菲比斯、威廉斯姊妹等星級選手，有贊助、賣廣告、更會搞生意，在奧運有牌也好失金也好，賽後照樣衣食無憂，但更多與他們同場競技的運動員，在離開里約之後，又要忙著打工甚至借錢，因為只有身兼數職，甚至舉債度日，才可養活自己、追逐獎牌。但離奇的是，不少「窮苦」健兒並非出身第三世界，而是來自美加澳這些發達國家。
在今屆奧運，加拿大共奪 4 金 3 銀 15 銅，獎牌榜名列 20，但選手的「代價」相當沉重。一項最新報告指出，加拿大精英運動員每年在項目上的開銷，較從聯邦和省級政府獲得的資助額，高出 14,920 加元（約 89,520 港元），另有 20% 選手平均負債 4 萬加元（約 24 萬港元），另一項報告亦顯示，加拿大奧運代表一年的總欠債高達 2,750 萬加元（約 1.65 億港元）。Donna Vakalis 就是加國體壇上缺錢的一員。
Vakalis 參加的現代五項，光是訓練及征戰的花費，一年就達 5 萬加元（約 30 萬港元）。但由於觀眾和收入都少，去年僅獲政府資助 4,500 加元（約 27,000 港元），而出戰奧運的教練及訓練費，亦未獲國家隊報銷。她坦言：「我們要自資聘請教練、隊醫和按摩師，亦要自費租用運動場，這些都加重財政負擔。」為了籌錢，她在每周至少 30 小時的訓練外，都忙著「打散工」，當過助教、研究員助理、演講者，亦曾為大學的 Youtube 頻道當製作人，同時申請運動員撥款，並舉辦網上集資，讓支持者幫購器材。
澳洲泳手 Matthew Abood 亦因資金問題，幾乎無緣參加里約奧運。他在 4 年前，以 0.02 秒之差，未能出戰倫敦奧運，更失去澳洲政府的資助。他憶述：「當時我問自己，『我到底在做甚麼？我既無工作，又沒在唸書。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於是他拿著一份 4 年計劃，與澳洲聯邦銀行接洽，獲安排任職業務發展分析員，每周工作兩天，令他有穩定的收入和充足的時間，以備戰里約奧運。最終他在今屆成功參賽，並與隊友在男子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項目，贏得一面銅牌。
在美國，運動員的經濟狀況更為嚴峻。有別於大部分國家的選手，美國奧運代表未獲聯邦政府的直接資助，必須依賴各項目的民營管治委員會的間接支持。過去就曾有運動員家庭，因訓練、征戰及其他費用高昂，令負債日益嚴重，最終需要申請破產保護。美國奧委會作為支援、組建及監督美國各個體育代表隊的全國性機構，聲稱將收入的 72% 都花在資助選手及運動項目上，但有組織估計，美國奧委會只將總開支的 10%，用作直接支持美國運動員。
前奧運鉛球選手 Augie Wolf 直言，這些資助不足糊口。他形容：「很多運動員都無力獨居，需要與另外 3 位同儕，4 人共住一套兩房單位。」他更指出，美國有很多頂級選手，事實上都生活拮据，甚至又賒又借，靠他人接濟度日。有見及此，他創辦組織「美國運動員信託」，為運動員提供配對捐款，譬如在今屆奧運，就向有財政困難的選手提供 15 萬美元（約 115 萬港元）資助。
但若論窮論苦，怎少得了香港一眾健兒。在現行制度下，僅得少數全職運動員被列為「精英甲」或「精英甲+」級別，每月可享 24,690 至 36,400 港元的資助，若是位列丙級至乙+級別，則每月只得 1 萬多元，已是捉襟見肘，但他們所缺乏的，不只資金，還有尊重。遠的有特首一句「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近的有媒體對中國隊的偏重和吹捧。這些忽略和輕視，恐怕才是港隊奪牌的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