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說中史課果然得罪人，只好澄清：歷史當然要讀，還要讀重點，但不是教科書寫的那些，讀中史，不如只讀晚清史。
我曾經也跟萬千愛國學生一樣，最厭惡晚清史，因為一掀開書滿紙寫的都是列強如何耀武揚威，朝廷如何昏庸腐朽之類，好好一個國家突然變得千瘡百孔，令人十分錯愕——看，這就是古代史太多溢美之詞，將學生洗腦以後的結果。
晚清歷史其實最為引人入勝，因為正值中國幾千年以來最大的變局，有那樣一代中國人趕上這個變局，個人命運以及他們對時代的反應，多變的程度幾乎堪比我們今天。晚清歷史的特殊之處，當然是因為中西文明終於正面碰撞，迸發的破壞力，讓人聯想到星球之間的撞擊，怎麼不會天崩地坼，不引發地震海嘯呢？但是教科書從來不會提供比「受辱」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教科書從來沒有試圖合理解釋過，好像洋人就是喜歡欺負中國，純屬心理變態那樣。
第二次鴉片戰爭居然打了四年，結果簽的條約也沒有新意，連賠款數字也「濕濕碎」，反而最大的得益者是俄國。英國外交是最講究實際利益，何苦千里迢迢又來開戰，最後和法國人一起放火燒了圓明園？顯然這些事裡面有很多隱情。
第一要問的是，兩次鴉片戰爭相隔十幾年，這十幾年裡發生了些甚麼事？其實關鍵只有兩個字：「進城」。
英國早在南京條約就提出進廣州居住的要求，但是清廷一直虛與委蛇，因為廣州「人民」極度仇外，聲言洋人來一個殺一個，家家磨刀霍霍，十幾年來四任港督一再要求面議，都無法令對方落實這條協議，英法兩國當時又正好在克里米亞和俄國開打，無暇東顧，進城做生意這件事，就一再拖了下來。先後和英國打交道的兩個大官，耆英和葉名琛，對於廣州人民「反英抗殖」的情緒都給予默許，認為「民氣可用」，心態和後來義和團大亂時的主戰派一樣。
耆英和葉名琛不算昏庸無能，還很順應民意，力抗洋人，簡直是愛國棟樑。結果由於他們的放任和欺瞞，不但無法疏導仇怨，反而火上澆油，當英軍佔領兩廣總督衙門之後，發現耆英的奏摺當中對英國充滿惡意，憤而反檯，拒絕由他代表中國和談，咸豐皇帝這才知道僵局有多嚴重，一怒之下將他賜死。葉名琛的結局就不用我多說了，薛福成就說他包庇廣州人的敵意，一誤再誤，終於把事情拖到不能回轉的地步。
本來簽了天津條約就結束了，但是咸豐皇帝也跟廣州人一樣，最怕洋人進京——洋人見了他不下跪，或有其他驚駭的風俗習慣，難以約束。不料談判完了正式換約的時候，清廷卻在大沽口發動偷襲，還出了最下濫的一招，扣押英法談判代表團，將翻譯巴夏禮（Sir Harry Parkes）和其他文官、記者全部關進刑部大牢——有關「刑部」的英文翻譯非常有趣，表面上寫作 Ministry of Justice，但注釋是 Board of Punishments。幸好恭親王下令把巴夏禮等幾人轉移到環境較好的寺廟，最後及時釋放，保住了性命——也幸好中國當時沒有電報，咸豐皇帝下令處死他們的聖旨來遲了。但代表團其他 13 人被折磨至死，於是圓明園的火就點著了。
有些事今天看來難以置信：洋人要進城，而且就那麼一丁點人，有甚麼傷天害理的？偏偏中國官民都視如洪水猛獸。然後是皇帝堅決不許洋人進京，不惜逃到熱河，死活不能丟他的面子。事實上，這是一場完全沒必要打的戰爭，此前不久英軍還在江南幫清軍打長毛鬼呢。
其實雙方並無血海深仇，如果洋人有錯，中國理虧的地方也不少，而這場仗之後，雙方還有一段很長的「蜜月期」，沒有教科書說得那麼屈辱。歷史也在細節裡，但教科書是沒有細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