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爭端怎麼就成了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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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說中史課果然得罪人,只好澄清:歷史當然要讀,還要讀重點,但不是教科書寫的那些,讀中史,不如只讀晚清史。

我曾經也跟萬千愛國學生一樣,最厭惡晚清史,因為一掀開書滿紙寫的都是列強如何耀武揚威,朝廷如何昏庸腐朽之類,好好一個國家突然變得千瘡百孔,令人十分錯愕——看,這就是古代史太多溢美之詞,將學生洗腦以後的結果。

晚清歷史其實最為引人入勝,因為正值中國幾千年以來最大的變局,有那樣一代中國人趕上這個變局,個人命運以及他們對時代的反應,多變的程度幾乎堪比我們今天。晚清歷史的特殊之處,當然是因為中西文明終於正面碰撞,迸發的破壞力,讓人聯想到星球之間的撞擊,怎麼不會天崩地坼,不引發地震海嘯呢?但是教科書從來不會提供比「受辱」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教科書從來沒有試圖合理解釋過,好像洋人就是喜歡欺負中國,純屬心理變態那樣。

第二次鴉片戰爭居然打了四年,結果簽的條約也沒有新意,連賠款數字也「濕濕碎」,反而最大的得益者是俄國。英國外交是最講究實際利益,何苦千里迢迢又來開戰,最後和法國人一起放火燒了圓明園?顯然這些事裡面有很多隱情。

1860 年的圓明園
1860 年的圓明園

第一要問的是,兩次鴉片戰爭相隔十幾年,這十幾年裡發生了些甚麼事?其實關鍵只有兩個字:「進城」。

英國早在南京條約就提出進廣州居住的要求,但是清廷一直虛與委蛇,因為廣州「人民」極度仇外,聲言洋人來一個殺一個,家家磨刀霍霍,十幾年來四任港督一再要求面議,都無法令對方落實這條協議,英法兩國當時又正好在克里米亞和俄國開打,無暇東顧,進城做生意這件事,就一再拖了下來。先後和英國打交道的兩個大官,耆英和葉名琛,對於廣州人民「反英抗殖」的情緒都給予默許,認為「民氣可用」,心態和後來義和團大亂時的主戰派一樣。

耆英和葉名琛不算昏庸無能,還很順應民意,力抗洋人,簡直是愛國棟樑。結果由於他們的放任和欺瞞,不但無法疏導仇怨,反而火上澆油,當英軍佔領兩廣總督衙門之後,發現耆英的奏摺當中對英國充滿惡意,憤而反檯,拒絕由他代表中國和談,咸豐皇帝這才知道僵局有多嚴重,一怒之下將他賜死。葉名琛的結局就不用我多說了,薛福成就說他包庇廣州人的敵意,一誤再誤,終於把事情拖到不能回轉的地步。

本來簽了天津條約就結束了,但是咸豐皇帝也跟廣州人一樣,最怕洋人進京——洋人見了他不下跪,或有其他驚駭的風俗習慣,難以約束。不料談判完了正式換約的時候,清廷卻在大沽口發動偷襲,還出了最下濫的一招,扣押英法談判代表團,將翻譯巴夏禮(Sir Harry Parkes)和其他文官、記者全部關進刑部大牢——有關「刑部」的英文翻譯非常有趣,表面上寫作 Ministry of Justice,但注釋是 Board of Punishments。幸好恭親王下令把巴夏禮等幾人轉移到環境較好的寺廟,最後及時釋放,保住了性命——也幸好中國當時沒有電報,咸豐皇帝下令處死他們的聖旨來遲了。但代表團其他 13 人被折磨至死,於是圓明園的火就點著了。

有些事今天看來難以置信:洋人要進城,而且就那麼一丁點人,有甚麼傷天害理的?偏偏中國官民都視如洪水猛獸。然後是皇帝堅決不許洋人進京,不惜逃到熱河,死活不能丟他的面子。事實上,這是一場完全沒必要打的戰爭,此前不久英軍還在江南幫清軍打長毛鬼呢。

其實雙方並無血海深仇,如果洋人有錯,中國理虧的地方也不少,而這場仗之後,雙方還有一段很長的「蜜月期」,沒有教科書說得那麼屈辱。歷史也在細節裡,但教科書是沒有細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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