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徒手法層出不窮，而願上釣的魚亦不盡相同。到底信任是如何形成？有心理學指出，各人相信別人的能力並非一致，會受父母的養育方式影響，與其他個別經驗、認知前提、溝通期望亦息息相關。
根據英文用法，「gullible」 和 「credulous」 同樣形容一個人「容易受騙」，但仔細分辨的話，前者影射一個人缺乏社會智慧、容易被操縱；後者則強調一個人缺乏懷疑精神、在形成信念的過程中不加批判，但未必指某人沒有智慧，而是太快下判斷，以致表現輕率。社會心理學家 Mario Mikulincer 遂從安全感角度出發，列出以下 3 項有助鞏固信任能力的心理前設：
- 假設需要幫助，希望求助於信賴的人；
- 假設需要支援，最親密的人會樂意在身邊支持；
- 我認知到，我所獲的幫助與支援將足以安慰我。
除性格考量，實驗心理學亦有探究情緒的影響力。相關研究不約而同發現，當一個人陷入失落憂傷的心情，測謊能力會較心情愉快時強；相反，當一個人心情愉快，懷疑能力則遭削弱。報告最後指出，實驗結果或源於預示效應（ priming effect ）影響了判斷力，簡單來說，即負面情緒催化了反面判斷，間接加強了觀察者對謊言的觸覺。報告亦提議，負面心情較正面心情擅於導向觀察者留意不協調的細節，從而有利更全面的判斷。
此外，在危險狀況下，愈受焦慮驅使，一個人反而愈容易輕信他人。在這情況下，我們愈漠視個人焦慮，便愈容易照單全收、甚至成為強化違背事實的觀念的共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心理學家 Robert H. Knapp 把戰爭期間刊登於主流媒體的謠言分類，發現謠言得以廣泛散佈，除了是出於混淆視聽的軍事策略外，很大程度亦因謠言有助發洩民眾在戰爭期間的不安及恐懼，間接發揮類近於止痛劑的功能。 Knapp 舉出的當年實例包括「日本人包裝的肉類裝有碎玻璃」、「數千名士兵浮屍沖至 X 市岸上」等等。時至今天，相似實例不乏，甚至加送幾可亂真的影片或圖片：有於馬耳他取景的反戰片段被拿來演繹敍利亞內戰；美國大選時，亦有消息流傳民主黨會在佛羅里達州實施伊斯蘭教法⋯⋯以上近例可見，群眾或出於對實況的焦慮，而輕信未經求證的事情。
不過，即使接近直覺的認知模式足以導致輕率判斷，要擺脫狹窄的視野，似乎亦非毫無法門，甚至是人類的先天能力之一。經濟諾貝爾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便在其暢銷書「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分辨了兩種整合感官資訊與判斷的認知模式，一種是接近直覺、無意識、強調聯想記憶的「快思」；另一種則是接近科學認知方法、強調分析與批判的「慢想」。「快思」有助我們適應環境、提高生活效益，卻同時隱藏了「正面偏見」（ positivity bias ）、「認知偏見」（ confirmation bias ）等心理盲點，要通過「慢想」來不斷修正及改良。換言之，在 Kahneman 的說法下，專業人士的「第六感」亦是緣起於訓練。近日有牛津研究指法國選民分享假新聞的比例遠較美國選民低，事實上有關候選人馬克宏的謠傳似乎亦無阻其呼聲。在易受操縱與輕率之間，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ry ）訓練又攸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