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3 日，美國費城發生一宗駭人案件，一名女子乘坐地鐵時遭人性侵，但有指逾 40 分鐘的犯案過程中，竟無任何乘客阻撓或報警，反以手機朝事發之處拍攝。部分專家以「旁觀者效應」分析，指人們見死不救，乃因覺得責任分散，而非全然冷酷無情。不過，這種面世數十年的社會心理學之說，真可解釋當前一切？疫症大流行及槍械暴力，又如何令人只願自保？
根據警方所指，案發時間約為晚上 10 時，疑犯坐到女事主旁邊後便性侵她，而當時車廂內有「很多人」應該「做點甚麼」，卻始終沒誰上前制止或致電報案，更有指他們把手機對準施襲那邊。直至有職員偶然發現並立刻報警，才把疑犯繩之於法。警司 Timothy Bernhardt 直言：「此事說明我們身處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以及誰會縱容這種事發生，這令人非常不安。」
研究人在公共場合面對危難所作反應的專家，多用「旁觀者效應」來解釋，心理學家 Bibb Latané 與同僚曾由 1964 年一宗謀殺案得出此說。據報當時現場有數十人，但都作壁上觀。雖然其後證實，曾有人報警或協助事主，但他認為假設仍然適用。「當人在公共場合，沒獨自一人時那麼關心身邊的事物…… 他們看到其他人還沒有任何行動，或會想『好吧，可能沒需要去幫忙』。」
然而，精神科醫生 Saumya Davé 認為，我們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譬如怯於干預。「當人看到一些實在可怕的事，特別是有人犯案、以武器施襲或似乎有能力壓倒一切時，身體或會僵住。」她亦指，有些人或不知如何幫忙、「不知如何干預」。「當沒人去做任何事，只會令這種『無人出手』的狀態延續。對於如何在不同情況下作出最好的干預，大眾普遍缺乏認識。」
Latané 表示，很難真正掌握何以乘客們未有挺身而出，但相信部分人或認為拍下犯案過程，也是一種幫助受害人的方式。「很多人曾經讚揚，紀錄警暴或其他事件是非常有用的行為。若我在做些壞事，而人們都把手機對著我來拍攝，那會令我三思。」對於「拍片當幫忙」的分析，Davé 亦同意：「很多人覺得，把事件拍下來對受害人有用，為對方留下證據以便報案。」
一些人則認為，疫症使社會規範惡化。Matt Langdon 創辦組織 Hero Round Table，教育人們挺身而出，他批評：「疫情突出了很多人那種『我只需要顧好自己』的想法。這是根本性錯誤，也是當今世界一大問題。」史丹福大學榮譽教授、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對費城一事感到「難以置信」，但他亦指，這一年多的疫症大流行，令人變得較為自我保護、孤立及恐懼未知。
Zimbardo 解釋，封鎖抗疫及自我隔離這些措施，不僅令人更傾向避開彼此，亦令更多人較易自我中心。「隨著時間流逝，社會孤立意味你就專注於你自己。」Langdon 亦指，人類作為早就學會生存的物種，「我們必須警惕怪奇之人，並遠離可怕的事」，所以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保持安全的想法勝過一切，不無道理。
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 Jay Van Bavel 認同，槍械銷售及槍械暴力同創新高，也許加強了這種自保意識。根據非牟利組織 Gun Violence Archive，去年槍殺案及非自殺的槍擊案奪去近 2 萬人性命，屬 20 年來最多。Van Bavel 直指：「這肯定會在社會增加危險和冷漠。」即使有研究指，廣泛買槍與槍械暴力之間無明顯關係，但心理學家相信，僅是憂慮施襲者或有武器，足以使人不敢插手。
但無論如何，專家們認為在費城性侵案，列車乘客的無所作為始終可恥。Zimbardo 補充，他們本也可以試圖團結起來，以言語來向疑犯施壓叫他停手，只要有人去幫，通常就會有人跟隨。不少人或會認為說易行難，但正如 Langdon 所言，若沒有人願意伸手相助，社會就會崩潰。「英雄的反面不是惡棍，而是旁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