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壁報板，出現嘲諷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標語。大學校長張仁良道歉，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最初聲稱要追究到底，後來發現事件急速政治化，有擴大為「香港文革」的危機，即在電台呼籲親中愛國政黨不要再聯署批鬥，「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但馬主席出面救火，即得罪了愛國陣營，工聯會主席將矛頭指向馬時亨，直斥馬時亨「包庇禽獸行為」。
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也由北大清華兩家大學開始。兩家大學的學生張貼造反標語，矛頭指向校長和黨委書記，指這些人是「資產階級當權派」。
在此早一年的 1965 年，上海文匯報出現由毛澤東心腹姚文元撰寫的批判京劇「海瑞罷官」的長文。毛澤東在上海下令，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在「人民日報」轉載文章，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烽火，並發動全國批判學習。
此時坐鎮北京的市長是彭真，其後台為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和彭真都不知道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到底有何升級的意圖，分別向北京兩家大學派駐「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將政治的震撼有效管制；另一方面，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彭真下令，「局限在學術範圍內討論」，不要予以政治化。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代表的官僚階級，不知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底細與意圖，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也莫名其妙，宣稱文化大革命不可干擾經濟生產。
毛澤東回北京隨即打倒彭真，嚇阻了周恩來，劍指死敵劉少奇，而劉少奇向大學派駐「工作組」，也成為反毛和抗拒「文革」的一條罪狀。
後來劉少奇雖然向毛澤東叩門認錯，承認自己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導師的步伐，主動辭職，回鄉退休，但已經為時太晚。
「革命」的大火一旦點燃，最初是剷除「反革命」。下一階段是將認為革命應到此為止的溫和革命派打成「保皇派」，指他們包庇反革命份子，亦為清除之列。在下一階段，才是激進的革命派中間再分裂，更偏激者將次偏激的列為新的敵人，再行肅清。將一架汽車加速，煞車器失靈，一直衝入萬丈深淵。無論是 1789 年的法國革命，還是 1966 年展開的中國文革，都按照此一規律和軌跡。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香港人和中環精英在英治時期活了數十載，現在看來到了補上這一課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