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0 到 100 的差距，感覺上大於從 5,800 到 5,900，但其實兩者相差同樣是 100，不過是心理作用令我們產生錯覺。這樣的錯覺同樣適用於我們對人命損失的反應上，導致我們聽到一個人受苦受難時，很容易動惻隱之心，伸出援手，但當受難人數增至成千上萬時，我們容易變得麻木，同情心不增反減。心理學家把這個心理機制稱為「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左右著政府的決策，亦左右很多人道危機的發展方向。
「為何世界經常會漠視大規模的暴行和苦難？」這是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學教授 Paul Slovic 思考多年的課題。他接受訪問時指出，「人命其實沒有固定的價值」，當我們面對一個人的性命受威脅時，通常都會拚盡全力把對方救出火海，這個時候的人命最珍貴，心理學稱這個反應為「單體效應（Singularity Effect）」。但當受難的人數開始增加，我們便會逐漸麻木，人命的價值便會隨之而下跌。
他指出，這種情況在人類社會一再重演，例如當新聞報道一名兒童病危，急需動手術保命，但父母負擔不起手術費用，便會引起極大迴響，社會各界紛紛捐款救濟，我們很容易受這類個人故事感動。但當有需要的求助人數增加，我們被觸動的機會不增反減。
你可能會斥責：「人命就是人命！遇到大問題時，人命價值不應該被貶低！」但 Slovic 坦言，這種原則不適用人類的情感機制，我們的情感機制對數字天生不敏感。研究甚至發現，即使求助人數只是由 1 增加至 2，減少同情心的效應同樣會出現。
他解釋出現這種情況，一來是因為人較容易對單一對象產生視覺聯想，二來是若我們要與對象建立情感聯繫，產生同情心，就必須要投放足夠的專注力，而假如同時出現兩位求助對象，我們的專注力便會分薄，如此類推，我們對一個群體產生同情就更見困難。
相信大家還會記得，2015 年 3 歲敍利亞難民兒童 Aylan Kurdi 屍體沖上沙灘的照片，曾經引起西方世界極大迴響。Slovic 亦曾經以此作為案例展開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根據他的統計，2011 年敍利亞難民危機爆發後，在 Google 搜尋「敍利亞（Syria）」和「難民（Refugees）」的人數沒有明顯升跌，但當男童屍體照片出現後，社會就忽然關心起敍利亞難民問題，相關搜尋人數急增數倍，高峰期維持一個月左右。
除了表面的關注，這張照片亦吸引大筆捐款，例如瑞典紅十字會的救助難民捐款，在照片刊登後翌日，由原來 8,000 美元暴升至 430,000 美元，捐款數字持續高企約一個月左右，之後社會對難民問題又再次變得冷淡。Slovic 指出這個案例正好說明了，簡單的個人故事和照片能夠喚起社會大眾關注，相比起數字更能夠觸動人心，並且驅使人付諸行動，「但大家發現沒有別的事可以做，隨著時間推移，大家又會再次冷淡起來。」
從這個觀點出發，假如人的冷漠只是基於天性，我們是否不應該責怪人類呢？Slovic 認為，這種說法某程度上合理，雖然不代表這是正確的價值觀，但我們亦不應為人的冷漠感到驚訝。他同時指，要建立一套較理性的制度處理人道危機，而不應依賴群眾的情感起伏。他甚至激進地主張，未來可以考慮把社會道德抉擇都交託給機器，結果未必是壞事：「人命的價值是甚麼？當我們發現人類不當地貶低了人命的價值，或者交由電腦程式裁決會更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