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香港電影，引起巨大爭論，香港的親中愛國派，指香港導演抹黑 1967 年的暴動；而香港的反對派，包括網媒的「知識精英」則指導演醜化戲中的「傘運」，兩面似不討好，形成非常罕見的「電影欺凌」。
趙崇基是書卷型的香港導演，將 1967 港共的暴動與 2014 之後的香港傘運和本土環保抗爭一起處理，在一個情緒社會，肯定兩面不是人。
中國人看戲劇習慣忠奸面譜化，一定要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是三歲時父親帶到戲棚看戲時很難避免的家庭教育。
但是香港不同：香港 70 年代經歷過法國電影新浪潮的洗禮，自稱有許多留英留歐的精英，看得懂杜魯福和高達、費里尼和英瑪褒曼。香港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應該不是大陸的大嬸大媽和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不是小鮮肉戲迷或紅色宣傳的犧牲品，理應可以深度欣賞「中英街 1 號」，可惜事與願違。
「中英街 1 號」最大的效應，不是票房，而是如一份試卷一樣，測試了香港電影觀眾包括網絡影評人的修養水準。親中派指醜化他們的 5 月「反英抗暴」英雄形象，某些招待場，有資深親中愛國人士，看到半場，發現「問題」，面挾寒霜而離座。
而「泛民主派」陣營，卻只看到此片美化老左的暴動，貶抑今日的年輕人本土抗爭。然而戲中藉角色對白，挖苦中共對左派工具「用完即棄」，似乎又得不到另一邊的諒解。
不是一定要喜歡這部戲，因為資金只有 300 萬，製作所限，肯定有不足。例如香港不斷拆建，已經沒有舊建築舊街景，只有用黑白和許多大特寫來避開背景寫實之嚴重不足。
故事發生在邊境的中英街，而不是中環北角當年暴動的重災區街頭，在製作上，一定不能滿足反對派過高的要求，即必須指定有左仔暴力燒死林彬或炸死清華街兩姐弟之類的畫面，以平衡戲中警察暴打所謂愛國同胞的場面。
一齣戲對於強權的歷史控訴，不可以只憑計算有幾多呎菲林描繪這個極權的暴力。譬如電影「齊瓦哥醫生」，表達沙俄的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有一場很長的戲，講主角齊瓦哥醫生參與其中；在共產政權建立之後，卻沒有一場戲講列寧的蘇共如何槍斃地主。但「齊瓦哥醫生」卻是一部反共意識絕頂的經典電影。
香港的影評人若持有政治有色眼鏡來斷章截場批判，而不看一齣戲的整體表達方式、主題，以及影像和人物交織成的意識，程度與大陸小鮮肉或五毛觀眾看齊，一切只看到表面，顯示的是香港電影文化的深層危機。
趙崇基的「中英街」妙處似是中間落墨，其實會看電影的人，都知道重點在後面，也就是今日年輕人的抗爭，比起五十年前的那群左派分子，今日的處境更孤絕、更悲壯、更無助、更弱小，而且沒有明天。這是導演筆墨暗中寄以同情所在。
因為「六七暴動」那上半場戲，導演告訴觀眾，一群「左仔」在策劃暴動，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紅色祖國，隨時明天解放香港。憑這一股強大靠山的「底氣」，他們才有「暴動抗爭」的能量，加上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政治宣傳，洗腦的威力，也比今日雨傘和菜園村的年輕人自學社會科學理論、上網動員強大一百倍。
因此在戲中，同一個游學修，在 1967 年是牢獄英雄，到了 21 世紀，要假裝跳海失蹤，有所逃避。
但即使戲中講今日的抗爭年輕人，出了一個要逃避的短暫逃兵又如何？這個角色沒有令我們鄙視今日的抗爭者，相反更寄以同情。因為他們後面沒有血色祖國，也沒有美帝資助，甚至沒有大多數包括新移民在內、社會跨階層廣泛強大的支持，但都有一個肯挺身同樣接受監獄現實的主角。
「中英街 1 號」還有女性主義意識：同一個廖子妤，在 1967 年是一個思想落後、一心想入港大的書院女李麗華，誤打誤撞被抓進了羈留所。同一位女生，鏡頭一轉，到了今日，她的角色叫思慧，已經由香港的小欖監獄走出來了，雖然她的男朋友退縮了。
「中英街 1 號」有甚麼問題？一點也沒有，反而是香港電影重拾社會關懷的一部驚喜之作。這齣戲沒有說教，只提出一個巧妙的哲理問題：1967 年的 5 月赤色暴動，據說不可與 2014 香港的傘運相提並論，因為親中愛國的工聯會陳婉嫻說，1967 年，他們暴動，為了民族抗爭、關懷貧苦大眾利益。
「中英街 1 號」將兩場事件（前者是暴動，後者是抗爭）相提並論，又將兩者之間，顯示不可相提並論之處。但在兩件不可相提並論的事件中，又發現了可以相提並論的事。
不可相提並論，是因為兩件事之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性質，半世紀之隔，確實不同。可以相提並論之處，是同樣青春芳華，在那個階段，中外古今，總會為他們認為的理想公義而一腔熱血。
一齣戲，說出了許多問題，雖然有的章節，對白稍嫌多。製作所限，1967 年的一些細節，美術指導不足。例如「相信毛主席，服從毛主席」這樣的標語是不可能出現的，但這只是小疵。
香港許多人因政治偏見一葉蔽目，看不清楚的地方，西方國家包括日本的電影節卻看通了。「中英街 1 號」此片雖然充滿歷史和人性的反諷，但這部電影在外國影展得到超然的欣賞和通透的歡迎，在香港卻被多方拒絕，本身才是最大的反諷。
導演趙崇基在戲外這齣鬧劇中無意中成了主角，這才是令人涕淚交零、哭笑不得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