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宇:簡評港府文化政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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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流行文化要發展,其中一項要素是足夠的公共空間。

自上世紀 70 年代起,香港的流行文化在亞洲大放異彩:港產片除了在本地市場成功亦大賣東南亞,功夫電影技驚四座,「東方荷里活」享譽全球;同時流行樂壇百花齊放,天王巨星風行亞洲,屢屢在外地登台表演,更在日本等地掀起廣東話熱潮(註 1)。時至今日,香港流行文化無可否認已不復當年之勇。究竟香港文化發展於 90 年代後出了甚麼問題?

潮流文化的更替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輕易解釋,而行業興衰亦往往不只有單一原因。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在此逐個析述,只能略講我最熟悉的文化政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利害關係。

流行文化作為創意經濟重要一環,商業化是無可厚非。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本地文化亦無可避免受全球化影響。香港的流行文化在商業化及全球化夾擊下處於劣勢,是因為政府的文化政策錯了方向:香港文化政策鼓勵本地流行文化(所謂 Low culture 或 Popular culture)商業化,而將藝術(所謂 High culture 或 Art)國際化。要拯救香港流行文化,政府要做的是將兩者發展方向倒轉:將本地流行文化公共化,而鼓勵藝術發展本地化。

香港一直不乏高質素創作人,但現今香港創作人必須透過商業宣傳才有知名度(從而獲得文化影響力),在香港本地創作只有商業化一條路可走。而商業化在香港即代表要與全球市場競爭 —— 由於香港已錯失先機,本地創作人或創作室(Studio)要與中國、南韓等有政府「強力支援」的對手在同一市場下競爭,「本地薑」連一刻喘息的機會也沒有。政府應擔任的角色,是協助本地創作人於公共空間發揮影響力,提供一個生存空間。簡單至開放更多公共空間在特定時間供表演者作非牟利演出,只要在十八區每區劃出一個,每月定出一個指定演出類型(例如西樂、武術、說書、實時寫生等等),香港本地文化立即處處生機。本地創作人要先累積一定文化影響力,才有機會於商業環境求存。

另外香港作為亞洲教育水平最高的其中一個地區,對藝術的需求一直存在,但香港藝術口味一直迷戀國際化,藝術品對本地社會的連結有等於無。西九文化區就是最佳例子,M+ 藝術館藏品當然件件珍寶,但作為香港最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區,西九文化區有多少館藏能代表香港呢?香港人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為甚麼只能做藝術品的觀眾,而不能建立屬於自己的藝術領域呢(註 2)?如果將本地流行文化公共化是為了求存,藝術發展本地化就是要將本地文化精益求精。政府作為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權力機構(Authority),對於孕育本地文化責無旁貸。流行文化除了商業價值,亦能提升香港在國際間的軟實力(Soft power),但願香港人能重奪昔日東方之珠的耀眼光輝。

註 1:1989 年譚詠麟於日本第 40 回紅白歌合鬥以廣東話配合日文登台。紅白歌合鬥是每年日本電視台 NHK 新年重點節目,類似中國春晚。
註 2:我在這裡的論點是指,香港的藝術發展應貼近本地日常生活經驗,紀錄香港獨有的時代感及價值觀,與汪阿姐「西九用西人」論並不一樣。就算是外國藝術家,只要記錄的是本港文化風俗,我亦支持。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廖康宇 創意經濟

作者為香港大學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2017 年赴英國華威大學媒體與文化政策研究院深造,現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曾任職媒體公司及公關部門,對創意經濟發展略知一二。熱愛香港文化,深信香港能成為亞洲最有文化實力的國際大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