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早在 2004 年被判死刑，終在上週五被處決，距離由他發動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亦已相隔 23 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在事發翌年年初（1996 年），展開為期一年的訪問計劃，走訪 62 名涉事受害者，寫成「地下鐵事件」及「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 II」。事過境遷，重讀這兩部作品，日本文化中的某些特質是否已改變，還是種種的「惡」仍在肆意發酵？
「1995 年 3 月 20 日早晨，東京的地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新聞中遺漏、故意略過的枝節，模糊面目的受害者，令懷著疑問的村上展開了是次訪談。正如其與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在 1998 年於京都舉行的對談中提及（收錄於「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 II」）：
在我打算寫『地下鐵事件』的當時，因為社會的關心壓倒性偏向地下鐵沙林事件加害者方面的奧姆真理教，所以我有心想試著把被害一方的普通人的姿態，以接近地面的眼光來把他們浮雕出來。不光是因為『有這樣可憐的被害者』。
除了「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 II」中村上同樣以報道文學的方式，訪問奧姆真理教教徒；而其以邪教為題材的長篇小說「1Q84」，亦是從奧姆真理教的審訊過程獲得靈感，此事對村上的創作有明顯的影響。在訪問受害人的過程中，村上發現那些最直接、最深受其害的人，反而更不願意表露出來。
深怕被視為異類的受害者
「地下鐵事件」的章節以東京地下鐵線路劃分，每篇以對受訪者的描述作開端，內容大致包括個人背景、事發經過、事後治療與復元的情形，部分會記下一些他們對事件、宗教等看法。有些證言會被要求「因為這是個人的事所以請不要寫」，或由受訪者刪改訪談初稿，村上指絕大部分被刪去的，是容易令人聯想到身份的內容。
河合隼雄在另一次與村上的對談中，指出：「說起來因為日本人排除異質性者的傾向非常強…… 他們把社會對奧姆真理教的敵意，衝著被害者身上來。連被害者都被當成『怪人』。」
約有四成受害人選擇以假名受訪，不少人深怕被社會歸為「異類」，不想跟奧姆教扯上關係，縱使身體永久承受著沙林帶來的後遺症，如頭痛、記性和視力變差，及患上創傷後遺症（PTSD）不敢搭地下鐵、更甚者無法出門等，但普遍都設法避免被標籤為事件受害人。
在村上的筆下，受害者當中有人選擇淡忘，有人滿腔憤慨，卻因怕為別人帶來麻煩，無論在家庭、朋友、職場等每一個社會的角落中，找不到宣洩的出口，連抱怨自己遭逢不幸也要小心翼翼。不少受訪者表明，不會再看關於奧姆真理教的新聞，比起害怕再次憶起可怕的經歷，更多人是對傳媒懷有敵意，認為採訪只是為了滿足大眾八卦、獵奇的心態，亦無法理解為何會出現吹捧麻原的報道。
帶有邪教色彩的工作文化
事發在週一早上，受害者大多是通勤的上班族。有人在中毒不適、列車停駛後，依舊抱恙步行或乘車回到工作場所，如常參加朝會，更有人快失去知覺仍勉強做早操，或出院第二天馬上就上班。現在日本新一代或已改變，但在 90 年代，日本人努力工作的形象十分強烈。因大多數受訪者堅持上班，村上詢問了原因，幾乎沒有人對上班這件事感到厭煩，也幾乎毫無怨言地每天通勤，多數人回答「別人也都在這樣做啊」。他們並非如此熱愛工作，而是很在乎別人的看法，追求在團體中的歸屬感，害怕成為異類，亦會透過排異，令原有團體的關係更穩固。
村上指出，有較年輕的受訪者認為，這樣的工作文化帶有宗教色彩，跟奧姆真理教有相通的地方，所以當自己在相同立場，或會實行命令；相反，認為「奧姆絕對不可原諒」的人大多為年長者，他們心中對善惡有很明確的看法，無法認同公司和邪教有共通點。
其中一位受訪者，當時 40 歲、理工科出身、在食品公司任職的片山博視稱：「在公司，當你覺得迷惑時，如果上司叫你『這樣做』，那樣也會覺得輕鬆。因為就算出事，也是上面的責任。自己可以逃避責任。尤其我們的世代，我想大概有這種世代特徵吧。所以我不是不了解他們信徒被心靈控制的感覺。」就如有信徒指出奧姆這宗教本身沒有錯，只是麻原彰晃的個人行為有偏差，認為可以藉此開脫，逃避責任一樣。
麻原的死，重不重要？
麻原的惡行毋庸置疑。去除善惡之辨，與村上的訪談，已成功為社會帶來衝擊。村上曾收到讀者來信，說看畢「地下鐵事件」後大哭一場，也有人在生理上感到不適，或有一陣子不敢搭地下鐵。
「地下鐵事件」打破二元對立的框架，使受害者由社會的他者，透過文字的感染力變回我者。可是，「約束的場所」未必做到同樣效果，當善惡界線壁壘分明，要對邪教信徒產生同理心相對困難。但邪教之所以在日本盛行，其中一個原因要歸功於排異這個民族特性，把與主流思想不合者邊緣化，令麻原這種人能利用信仰，把這班人組織起來，甚至反過來把主流視為異類。
麻原伏法，為傷者和相關親屬留下很多疑問；真理教之事亦尚未了結。而每個人內心的偏見，恐怕仍如無形的沙林毒氣般，隱藏在社會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