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孩需要餵食、洗澡、抹乾；除此以外，要完全棄之不顧。
如此抑壓人性的育嬰建議，來自 1934 年出版的育兒指南「德國母親與她的首名嬰孩（Die deutsche Mutter und ihr erstes Kind）」，由納粹黨吹捧的醫生哈勒（Johanna Haarer）撰寫，被納粹德國的育兒課程吸納，用以培育冷酷無情、效忠元首的德國人。多個心理學研究批評，這種育兒方式禍害了一整代德國人，使人際間難於建立感情紐帶，甚至禍延後代。時至今日，心理治療師仍不時發現，其病人有童年創傷，是由於哈勒的育兒建議造成。
60 來歲的德國婦女 Renate Flens 因抑鬱問題而求醫，她向心理治療師坦言，不懂得如何去愛自己的子女。心理治療師經過長談後發現，Flens 問題在於無法讓人親近，甚至厭惡自己的身體，很可能要歸咎於童年時期，父母嚴格遵循哈勒的育兒建議，Flens 更憶起父母書架上有多本哈勒作品。
德國記者兼心理學家 Anne Kratzer 撰文指出，類似問題在德國只屬冰山一角，不少精神健康專家都把矛頭指向哈勒。專研母子依附關係的德國雷根斯堡大學退休教授 Klaus Grossmann 說：「長期以來，有關情況持續困擾分析師和依附關係研究員，但卻被公眾忽視。」
哄嬰兒不哭會後患無窮？
哈勒原先是一名肺病科醫生，從未接受過兒科專業培訓，卻被納粹黨吹捧為育兒專家。1934 年，即是希特拉上台翌年，哈勒撰寫的「德國母親與她的首名嬰孩」出版，最終大賣 120 萬冊。當中的多項育兒建議，被納粹黨的母親培訓計劃採納，時至 1943 年 4 月，有最少 300 萬名婦女參加；與此同時，這部育兒指南幾乎成為全德國托兒所和幼兒中心的聖經。
全書最為人詬病的建議，在於要求父母冷待子女的情感需要。在正常的成長過程中，嬰孩會本能地透過身體及情感接觸，與照顧者建立依附關係，但哈勒偏偏要求，母親應盡可能減低與子女的身體及情感接觸，盡可能減少子女的情感依附。
貫徹上述原則，書中提出多項具體建議：除了滿足基本物質需要外，父母應該把子女棄而不顧；嬰孩初生 24 小時必須隔離；母親不應當模仿牙牙學語的嬰孩說話，必須對他們說「合乎常理的德語」；在嬰孩入睡時間，哈勒建議必須讓嬰孩在房中獨處，即使他嚎哭大叫亦不要理會。
哈勒警告不依循上述建議會後患無窮：「孩子將會很快意識到，只要嚎哭便可以吸引同情心，然後成為被關懷的對象。在短時期內，他會把這種服務視作權利，使妳無日安寧，直至妳帶他在身邊、環抱他、撫慰他，家中細小而刁蠻的暴君就此養成！」
除此以外，哈勒還撰寫過其他兒童教育書籍，包括童話式故事書「媽媽，告訴我希特拉的故事！（Mutter, erzähl von Adolf Hitler）」，以兒童可理解的語言，宣揚反猶太及反共產主義思想；另一部育兒手冊則名為「我們的小孩（Unsere kleinen Kinder）」。
1945 年納粹德國戰敗後，「德國母親與她的首名嬰孩」仍然在國內流通，哈勒則短暫入獄，並喪失執業資格，到 1988 年離世。但根據其兩名女兒證詞，哈勒到臨死依然是一名頭腦發熱的納粹主義者。
兒童成為供養好戰國家的飼料
究竟哈勒的育兒建議，如何影響兒童心智？Grossmann 指出，當今眾多數據顯示，嬰孩生命首 1 至 2 年，假如沒有給予關顧照料，將會損害兒童的情感及反射能力，部分現成的心理學研究，讓我們了解箇中遺害。
羅馬尼亞曾經進行一項縱向研究，以 3 組 6 至 31 個月嬰孩為長期觀察對象，第一組是住在孤兒院的孤兒，第二組是寄養家庭領養的孤兒，第三組是原生家庭長大的兒童。結果發現，孤兒院及寄養家庭的兒童，在成長過程同樣有依附問題 —— 假如有陌生人來到家門前，沒有理由下要求兒童跟他們走，只有 3.5% 原生家庭兒童遵循，但寄養家庭和孤兒院長大的兒童，分別有 24.1% 及 44.9% 跟著陌生人離開。
慕尼黑大學心理醫生 Karl Heinz Brisch 解釋：「這類容易受引誘、缺乏思考和感受能力的兒童，是供養好戰國家的飼料。對哈勒而言，拒絕給予兒童關懷相當重要，但每次的拒絕都意味著把兒童掉棄。」
對初生嬰兒來說，面部表情和身體動作是僅有的溝通渠道，假如得不到外界任何回應，他們會以為溝通沒有任何意義。面對寂寞和饑餓，假如得不到依附對象的任何回應，更可能陷入存在危機。在惡劣的情況下，兒童長大後將難與他人建立深厚關係。
即使哈勒以科學包裝她的建議，但其禍患在戰後逐一浮現。法蘭克福應用科學大學教授 Ilka Quindeau，研究盟軍大規模空襲德國對德國兒童的心理影響，結果與父母有健康依附關係的兒童，他們的戰爭創傷後遺都比較輕微。更意想不到的是，她發現很多德國兒童曾經歷難以言喻的家庭創傷。
哈勒為女兒留下的童年烙印
當然國家灌輸是一回事，家長是否採納建議又是另一回事。心理治療師 Hartmut Radebold 研究發現，在 1930 至 40 年代遵循哈勒指引的家長，大致可歸類為兩類：效忠納粹黨的父母；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家庭情感關係破裂，未曾體驗良好關係的父母。假如父親曾經在前線廝殺，在戰場上自生自滅，他們亦較易採納哈勒的育兒建議，深信只有磨練子女的堅韌方是生存之道。
Grossmann 亦提醒，其實德國文化早有規訓式教育的傾向，以致德國家庭順理成章採納哈勒的育兒法，其中北部講究紀律的普魯士傳統，可謂影響最深。1970 年代的依附理論研究便發現，在北部城市比勒費爾德（Bielefeld）中，有半數兒童出現「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問題，但在普魯士影響較淺的南部城市雷根斯堡（Regensburg），不足 3 分 1 兒童有類似問題。
雖然現今沒有多少德國人讀過「德國母親與她的首名嬰孩」，但其有害因子恐怕已經滲入德國文化基因。Grossman 研究發現，在哈勒育兒方法下長大的兒童，為人父母後通常不懂得親近子女，結果無意識地把自身的依附問題遺傳給後代。時至今日，他仍然不時接觸類似的個案 —— 嬰孩大哭，母親不予以安撫，聲稱「不想寵壞自己的孩兒」。
凡此種種的心理創傷，或者可以解釋，為何哈勒的幼女 Gertrud 在 2012 年出書寫傳，力陳母親的納粹主義思想、與破碎母女關係的遺害。在接受巴伐利亞電視台訪問時，她如此總結自己的童年：「顯然使我感到無比痛苦，以致於我自覺無法撫養屬於自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