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良知而捨身捍衛民主，但天不遂人願，行動換來獨裁的全面反撲，為僅餘的民主敲響喪鐘，這個正是莎士比亞經典「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所說的悲劇。情節沒有黑白兩極、角色沒有忠奸分明，劇本在數百年間穿梭無數歷史時空，引起歷代觀眾共鳴，由華盛頓到曼德拉都是捧場客，為我們理解政治現實的各種事與願違，提供優美的詩化語言。
密芝根州立大學英文系教授 Jyotsna G. Singh 分析指出，莎士比亞筆下的羅馬，是民主理想與個人野心交織碰撞的世界。公元前 44 年凱撒遇刺身亡，成為羅馬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但刺殺行動的對錯始終沒有歷史公論。莎士比亞在 1,600 年後，以這宗刺殺行動撰寫「凱撒大帝」劇本時，同樣拒絕妄下定論。
其筆下的凱撒集英雄、仁君與暴君形象於一身。雖然沉醉於虛榮和他人的奉承，卻擁有無可匹敵的領袖魅力，權傾朝野，危及共和體制的政治平衡。他對共和國元老和人民表現慷慨，更叫元老們擔心他有自立為王、推翻共和的野心。
凱撒心腹兼元老布魯圖（Marcus Brutus），最終策劃整場刺殺凱撒大計。他既是愛國者又是陰謀家，劇中更被描繪成良知的化身，在談及自己的政治動機時，他留下一句豪言壯語：「要是（有任何）朋友問我布魯圖，為甚麼起來反對凱撒，那麼我便會回答：不是我愛凱撒愛得太淺，而是我愛羅馬愛得太深。」
然而，這個歷史改編的劇本，結局卻是一場政治災難。凱撒死了，竟加速共和制度毀亡，弒君的元老互相指責而內部分裂，羅馬因爆發內戰而四分五裂，布魯圖則自殺身亡。最終幕，凱撒的甥孫屋大維（Octavius）與指揮官安東尼（Mark Antony）不無諷刺地，頌讚布魯圖為「最尊貴的羅馬人」，因為縱觀全劇所有角色，唯獨他是基於正義、從羅馬利益出發行事。
在莎士比亞下一齣古羅馬劇本「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屋大維也依據史實成為獨裁者，即是後來的羅馬帝國開國君主奧古斯都（Augustus）。布魯圖刺殺凱撒，竭力捍衛共和體制的政治行動，竟淪為葬送共和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同情抑或譴責行刺者？
莎士比亞在 1599 年撰寫「凱撒大帝」劇本時，羅馬歷史正是當時英國的熱門課題，但莎士比亞的創作不純粹呼應潮流，他亦想借古嘲喻當時的政治現實 —— 伊利沙白一世沒有繼承人，使謀反奪位的傳言此起彼落。劇本中對羅馬內戰的描述，亦遙遙呼應 1455 至 1487 年的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
但其政治含義並不局限在莎士比亞年代。在俄羅斯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時代，「凱撒大帝」劇本在書店被迫下架，之後亦被多個獨裁政權列為禁書。在數百年間，無數觀眾和學者試圖詮釋劇本含意，究竟莎士比亞是同情、抑或譴責行刺者？眾說紛紜，至今還沒有一致共識。
莎士比亞研究學者 Stephen Greenblatt 形容，莎士比亞戲劇之所以歷久不衰，正在於文本的解讀空間異常豐富，背後含意開放而不確定：「可以指向很多不同的方向，而『凱撒大帝』更是非常極端的例子。」大體而言，莎士比亞談不上支持或反對刺殺行動，但他顯然想借此忠告，政治行動效果可以事與願違：「當你以為自己正在保護共和國，但結果卻可以導致共和國滅亡。」
在歷史上，有無數政治領袖是這齣劇的捧場客。華盛頓本人曾經在 1790 年看過現場演出；曼德拉在對抗南非種族隔離的武裝抗爭後入獄，他在獄中為此劇本寫過註釋。行刺美國總統林肯的刺客 John Wilkes Booth 出身戲劇世家，其兄長 Edwin 是著名演員，事發前正好在「凱撒大帝」飾演布魯圖，兩者的關連至今仍然耐人尋味；試圖暗殺希特拉的刺客 Claus von Stauffenberg，據報家中書桌亦長期放有一本「凱撒大帝」劇本。
享負盛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學者 Stanley Wells 形容，莎士比亞似乎早就意料到劇本會成為經典，並刻意要後世把劇本扣連到當下環境。劇中角色卡西烏斯（Cassius）對著布魯圖說的一句台詞，足以透露莎翁宏大的歷史視野：「多少個年代以後，我們這場壯烈的戲劇，將要在尚未誕生的國家、用我們尚未知道的語言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