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中國之後的日子：六四

（編按：嚴亢泰曾為居英傳媒人。生於上海，畢業後於北京電台工作。文革後移居倫敦，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的中文科。曾在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現已退休，定居倫敦。下文節錄自第 12 章「出差中國險遇六四」與第 13 章「再見 BBC」，原文載於其著作「如夢書」一書。）

我在 BBC 的工作 20 年如一日，沒有甚麼大變化，但是總有一些人事更動，節目變更等等。

工作 10 年之後，在 1985 年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出差。那時中國雖然已經實行所謂「改革開放」，但畢竟還沒完全放開，服務行業還沒有完全改變，態度仍然比較僵硬。我在英國時就預訂了北京民族飯店的房間，可是我到北京後，到民族飯店一問，他們說不知道我訂了房間，而且說他們已經客滿，沒有空房。幸虧我有一個朋友在北京飯店有個房間，他說可以擠一擠同我合住，我只好同意，不然我到哪裡去住呢？北京的幾個老熟人當時都還在，比如沈達明教授等。他們雖然願意我去住，但他們的住處並不寬敞，我也不願意去麻煩他們。

我那次出差要採訪的人中有詩人艾青，歌唱家劉淑芳等人。艾青在 1957 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發配到東北勞改，受過很多苦。據他說，有些當權的「領導人物」還指定他做捉刀人，寫某些人的「自傳」等等。劉淑芳談到她原是學美聲唱法的，文革時硬要她唱民歌，她很難適應。她在談話中流露她對周恩來印象很好，覺得周很能體貼人，有人情味。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似乎對周恩來的印象很好，可見周的手腕的確高明。

我第二次到中國出差是 1989 年 4 月。那次我住在北京飯店。旅館管理，服務態度等雖稍有改進，但離一般水平還差得遠呢。我記得一清早，大概只有 7 點多鐘，好幾個旅館的服務員在走廊裡大聲說話，把我吵醒。我出門去，叫他們小聲點，他們還笑著說，這麼晚了我怎麼還在睡覺！他們的談話是關於本月的獎金，其中有一個大概領導不喜歡，可能沒有領到獎金，所以在大發牢騷。我一邊聽一邊覺得好笑。現在這些年輕人都不講甚麼革命了，都是講錢。的確也是，在中國這麼一個社會裡，沒錢怎能生活呢？有一官半職的，還能有點辦法，要是失業，那就得餓肚子了。

我出門上街，覺得氣氛不對，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我一打聽才知道是胡耀邦去世，有許多學生對當局不滿，他們要出動遊行示威。胡耀邦是共產黨裡比較開明，大概主張實行一點民主的人。他一走，黨內主張「穩定權利」高於一切的人就很得勢，對民眾指摘貪污腐化不能容忍，認為那是對掌權人的挑戰，非鎮壓不可。我心想我已經沒有中國國籍了，中國的事跟我沒甚麼關係，可是我還在中國國內，我想到，當初郭力（按：郭力為嚴在北京電台共事過的同事，在文革時期曾被批為「英國間諜」）也有英國護照，不也被沒收了嗎。所以我想，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趕快溜之大吉為妙。

當天我就趕往飛機場去問有沒有可能飛往香港。當時在詢問的人中還有 3 個日本人，他們也想早一點離開。飛機場的那位小姐說，等下一班飛機來了之後看看有沒有空位，如果有我們就可以早走。下一班飛機來了之後一看，果然有空位，但那飛機只飛到南京。我們要到香港，還得在南京換飛機。我們都願意坐這班飛機離開北京，到南京換飛機也不要緊。我們上了那架飛機到南京後，又得等另一架飛機。我就待在機場裡等，飛機誤點，等的時間很長，我記得大概有 2 個小時！這 2 小時真長，簡直像是 2 天一樣。最後，我們到達香港才鬆了一口氣。這使我想起十幾年前離開中國時的情形，不寒而慄。

出差後回到倫敦不久，消息傳來，天安門大屠殺，中國當權者面貌的真容全世界都看到了。BBC 電視台還把幾個在英國的中國移民集在一起討論這件事，其中包括傅聰、 陳金祖女士、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的女兒彩琴等人，我也參加了。我們的討論都錄了像，大概在電視節目裡播送過，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在中國的經驗對我還有點用，我及時行動，盡快離開中國看來是做對了，如果滯留在那裡後果不堪設想。

很多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想留在國外，但是歐美各國移民政策很嚴格，要留下長期居留不很容易。可是「六四大屠殺」一發生，對這些大陸來的人卻是個極好的機會。他們藉此說回中國太危險了，英國政府就給他們特殊照顧，規定只要他們駐留 17 個月不回中國，就可以在英國長期居留！這些大陸出來的人就都因此留下，達到了能在這裡常住的願望。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中共的幹部子弟，他們在中國是「特權階級」，連他們都想留在英國，這不禁使人深思。說老實話，如果不是出差我是不會去中國的。很多人都說，中國變化大得很，可是我覺得，衣服穿得的確很時髦，比過去漂亮多了，可是人還是那個人，只是比過去更老更醜陋而已。

我記得 90 年代初期，從中國大陸來英國留學的學生人數逐漸增多，所以中文課廣東語部門的曹捷先生寫了一個有關這些學生的連續廣播劇，聽眾反應很好。我還作了一個「留學生日記」的節目，連續播送了很久，也收到很多聽眾來信。

就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BBC 中文科的工作人員也逐步變化，很多從美國或英國招進這裡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留學而願意留在歐美不回中國的人。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共產黨官員的兒女，在中國他們的生活條件政治待遇都很好，所以才會優先出國留學。他們的價值觀畢竟和我以及從香港台灣來的人有點不太相同。這些變化開始是很細微的，雖然有些爭論，但總的來說，BBC 的「民主價值觀」還能保持。我從中國大陸解脫出來，與公派出國留學的人之間思想觀點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幸虧我是在做具體的節目，而不是掌管全面編輯，責任沒那麼重要。我只管我自己，我心想，我的節目盡量保持 BBC 的價值觀，對得起給我薪水的英國納稅人就行了。其他的事我就無能掌管了。

90 年代中期，具體是哪一天我現在不記得了，英國在紀念第二次大戰結束，有各種活動，還有一些有王室人員參加的儀式等等。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在日本的一位記者發來一篇報道，寫關於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之所以很快，原因之一是當局非常重視教育的緣故。BBC 中文科的一些人就說，這篇報道不能用，因為在慶祝二戰勝利的時候，描寫日本經濟發展是不合時宜的。可是我認為，日本經濟在戰後是發展很快，這同慶祝二戰勝利沒甚麼關係，而且這個事實無法抹殺，為甚麼不能用呢？看甚麼時候說甚麼話，我認為不是 BBC 新聞報道的原則。二戰期間英軍戰敗的消息也照樣要播出。那時 BBC 還會被扣上「叛國」的帽子呢，但 BBC 堅持原則如實報道，這就贏得了「BBC 消息可靠」的名聲。為此事中文科開會辯論，結果就把這篇關於日本經濟的報道給取消了。這件事使我決心提早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