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著社交媒體，人們可以迅速傳遞真相、在抗爭路上互通消息。然而，社交媒體的宣傳力量，亦可以反過來為極權所用。1930 年代，德國納粹主義者正是利用當時先進的無線電廣播，宣傳扭曲的價值觀，荼毒德國人。在今日技術更發達的年代，善用宣傳固然重要，提防有心人從不同途徑利用媒體意圖作分化，更為重要。
無線電廣播之所以為納粹所用，全因威瑪政府的錯誤決定。上世紀 20 年代早期，無線電廣播成為新技術，威瑪共和國時擔任公共廣播機構主席的 Hans Bredow 對此寄予厚望。Bredow 認為，廣播技術可以傳播教育及娛樂資訊，令德意志人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中重新團結起來。另外，Bredow 表示，德國的無線電廣播不應播放與政治有關的內容，因為在國家當前局面裡，政治資訊可能加劇國內緊張的局勢。
負責制定廣播政策的 Bredow，起初允許私人企業進行廣播。但自 20 年代中期起，電台開始為公眾報道少量新聞，引起 Bredow 及其他官員不安；他們擔心，新聞報道可能會引發群眾的反民主的情緒甚至起義。因此，威瑪政府的官僚，開始對廣播內容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嘗試把電台廣播去政治化。
然而鑑於威瑪共和國政體愈趨不穩，Bredow 及同僚在 1926 至 32 年間推行一系列改革，由國家直接審核無線電廣播內容，包括曾播出反對納粹主義的政治新聞。Bredow 認為，強化國家的監管力，有助挽救共和國漸危的民主制度。
但在納粹奪權後，廣播機構卻逆轉成為納粹強大的宣傳機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於 1933 年曾表示：「假如沒有無線電與飛機，難以想像我們可以掌權並運用權力。」1932 年希特拉競選總統時，經常乘飛機穿梭各州發表演講，增加自己與各地德國人的接觸。當其在 1933 年 1 月獲任命為總理後，廣播成為納粹鞏固權力的利器。
當民主制度被納粹摧毀，「善意」終於鋪成通往地獄的路。威瑪共和期間留下的國家監管廣播制度，為納粹所「發揚光大」。納粹甫上台，即以國家名義，操縱國內所有無線電廣播內容。1933 年，一心捍衛民主的 Bredow，辭去國家廣播公司主席一職，其後更被捕下獄。戈培爾任命 Eugen Hadamovsky 取而代之，管理廣播運作。繼任的 Hadamovsky 隨即在機構內展開肅清，表示：「要解除所有反納粹主義的主要官員職務。」
國家嚴控的廣播系統落入戈培爾手中，便由捍衛民主的聲音，變成為政權服務的工具。在鞏固獨裁統治期間，無線電廣播協助納粹宣傳，吸納新人入黨。當納粹統治確立後，電台一直煽動民眾的反猶意識。戈培爾更指示電子工程師 Otto Griessing，於 1933 年設計出「國民收音機（Volksempfänger）」，售價只為當時一般收音機的一半，吸引德國人購買。而且，收音機設成只能接收德國國內電台，防止民眾接收來自蘇聯或英國的廣播，只能聽到納粹的宣傳。從此德國只剩一把聲音。
威瑪共和國的事件成為歷史教訓，所警示的不單是媒體被國家控制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更要提防有人利用媒體宣揚仇恨。回到現代，資訊自由的社會，媒體及通訊更多元化，人們有更多渠道發表意見。然而，意圖掌握媒體話語權、操縱輿論的政權，亦有更多方法打「宣傳戰」。今人面對的，未必再是純粹的制度暴力，箝制聲音，而是暴政及其支持者，藉不同形式將群眾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