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示威運動裡，其中一條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如何構成？假如單純挪用教科書上「東西共融」、「鴛鴦奶茶」這類文化符號的公式答案，似乎無法解釋今天香港人那種「齊上齊落」的凝聚力。遑論在經濟全球化的 21 世紀中，這些早就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
如果粗略歸納香港過去 30 年的歷史，筆者認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大體可以從三方面理解：泛亞洲的經濟與文化交流記憶、對殖民地時代生活的追憶、對中共的恐懼以及免於該恐懼的希冀。這三者之間又互為因果，構成近 30 年的香港人身份。
2006 年，有一套動畫叫 Black Blood Brothers，故事已經沒有甚麼印象，大概是吸血鬼超能大戰之類。當初有興趣，是因為故事背景發生在香港。但內容並不吸引，看了兩三集就放棄了。然而製作設定卻印象深刻：日本動畫配上日語的片頭曲，歐洲的吸血鬼手拿日本刀在香港打鬥，城市風景充滿東南亞風情，片尾曲卻意義不明地是韓語。
故事的設定簡直是時空錯亂，歐美搭上東亞，亂七八糟地塞在一起。但當冠上「香港」這個名字，一切彷彿又異常地合理。就似以九龍城寨為首的印象一樣，都訴說著某種混雜性。而這種混沌中隱約透露平衡的錯亂感，就是前述的第一點，是構成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關鍵詞。這種樣板式的混雜性扣連著與東亞、乃至歐美文化與經濟上的交流史。
進一步來說，這段交流史又扣連著香港從開埠起的歷史，某程度上就是殖民地的歷史，這就屬於第二點。但這種對殖民地時代的追憶，與歷史事實不一定有關，年青一代甚至是後殖民年代出生的，連生活記憶也沒有。所謂的「追憶」是一種基於資料的想像，實際上是對現況的批判，表達對社會問題的不滿。正如古人寫詩會借古諷今，所謂的「追憶」很大程度上是挪用舊人舊事，從「非當下」的角度審視「當下」。
而所謂對「當下」的批評，就聚焦在第三點上：對中共的恐懼以及免於該恐懼的希冀。而香港人對中共的恐懼，源於兩大歷史政治事件，首先是文化大革命，而佔更大比例的是六四天安門屠殺。香港人接觸文革的渠道，除了歷史教科書外，還有生活體驗，因為家族朋友上一兩代為逃避文革而南下香港，並非稀有新鮮事。
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是 80 年代前出生的香港人切切實實的體驗，是在電視報章新聞中即時目睹的事件。80 年代後出生的，多數是透過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認識。即使沒有到過場，總會聽過每年夏季，有很多人在維園「玩洋燭」。普遍香港人對中共的負面印象，都脫離不了這兩大段血淋淋的歷史。即使中國經濟起飛，港商北上掘金，這印象始終留在香港人心底裡。
於是對中共屠殺的恐懼，催生出逃離與反抗的希冀。部分的希冀在殖民地歷史中著陸，轉化成「非此處」、「非當下」的表象。而這些表象又無可避免地與經濟、文化國際化的記憶與體驗掛鈎，構成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大概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