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16 年軍事政變失敗以來,土耳其政府銷毀超過 30 萬本來自學校和圖書館的書籍。這些書籍與被指策劃政變的伊斯蘭教士居倫(Fethullah Gülen)有關。2016 年,一本數學書,因問題「從 F 點到 G 點」被指影射居倫的名字而被禁。同年 12 月,180 萬本印有居倫居住地「賓夕凡尼亞州」的教科書被銷毀並重印,官方稱內容「令人反感」。首都安卡拉一條名為「居倫」的街道也被重新命名。
除書籍和街名外,200 間媒體和出版機構被關閉,其中 29 間出版社的罪名為「散播恐怖主義思想」;另有 80 名作家被調查和起訴。英國筆會(English PEN)認為土耳其有「言論自由危機」,呼籲當局立即停止打壓言論自由。
政府的清算行動並沒有停止。5,822 名學者被 118 間公立大學解僱,當中不少被判入獄,至少一人自殺。不公義的法律訴訟程序拖延到今天還未完結,他們的護照也被取消。擁有 160 年歷史的安卡拉大學政治學院成為政府頭號目標,36 名學者被開除,研究美國和土耳其關係的重要專家 Ilhan Uzgel 便是其中之一。
政治學院在土耳其有著優越地位,它不僅是一個學術機構,還為國家培養了很多重要官員,奠定了外交政策的基礎。駐伊斯坦堡記者 Suzy Hansen 為「紐約時報」撰文時指出,政治學院的人不僅了解國家的運作方式,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國家。在 70 和 80 年代,土耳其發生兩次軍事政變,許多左派教授被收監,但最終還是回到政府工作或繼續教學。
被解僱的政治學院教授 Elcin Aktoprak 受訪時形容:「校園有著在全國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自由。」學生不僅可以批評同齡人,還可批評教授和院長等有權威的人,甚至可以自由地討論被視為禁忌的庫爾德問題。土耳其人普遍認為,親庫爾德的人幾乎等於恐怖分子。學校自由開放的環境吸引了大批庫爾德學生就讀,特別是傳播、教育、法律和政治學等學科。
安卡拉大學校長和政治學院院長均認為,開放對教育來說至關重要。政治學院的人權中心在 2009 年與歐盟的代表舉行會議,時任副總理 Cemil Cicek,也就是埃爾多安的副手要求參加。人權中心負責人 Kerem Altiparmak 沒有阻止學生在會議期間抗議和提問,最後 Cicek 決定離開,學校亦沒有因此懲罰學生或對師生展開調查。土耳其的學術界,長期以來都像政治學院一樣開放,年輕人學會了在擠逼的演講廳站起來,直接挑戰國家最有權力的政治家。
早在 80 年代,政府開始削弱大學的自主性,以高等教育委員會(YOK)介入學校事務。由 2000 年開始,政府官員拒絕大學的研究項目申請。2013 年伊斯坦堡爆發「土耳其之春(Gezi Park protests)」,抗議政府拆除公園。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安卡拉和全國各地,把政治冷感的學生和中年人都帶上了街頭,引起埃爾多安警惕。Uzgel 表示:「通常這些家庭會阻止孩子,但他們一起出去了,這在土耳其很少見。」最終警察清除了示威者。被辭退的政治學院教授 Canberk Gurer 說:「埃爾多安在抗議活動後開始了獨裁統治,而我們的校長也開始了他的獨裁管治。」
庫爾德政治家 Selahattin Demirtas 領導的新政黨人民民主黨,在抗議活動後支持度高漲。埃爾多安恐防地位受到威脅,重新挑起東南部與庫爾德人的戰爭以爭取土耳其人支持。政治學院學生隨後發起抗議,新校長 Erkan Ibis 在 2015 至 2017 年間,懲罰了 2,199 名學生。學者聯署的停戰請願書則變成了清算名單,大學對簽署請願書的學者展開調查,多名學者受到誹謗,威脅甚至逮捕。
杜克大學土耳其裔美國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 Timur Kuran 認為:「政治學院的成員制約了國家,並阻止了當局利用外交政策獲得短暫利益。(埃爾多安)不僅努力消除來自政治學院的監督職責,還要取消所有的制衡機制。受政治學院培訓的人在外交政策上往往更加謹慎,保持國家和平是他們的根本目標。現在埃爾多安冒著巨大風險,外交政策的所有制衡都在消失。」
被解僱的政治學院教授獲得歐盟的資金援助,用於研究和建立網上「人權工作室(human rights ateliers)」。他們還建立了「團結學院(solidarity academies)」,讓人可以在和平中了解政治。聽證會還未結束,這些教授仍有被判監的危機,Elcin Aktoprak 表示:「這是一線希望,也許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維持一個知識共同體,並在更好的日子裡回歸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