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問 —— 如何令人承認沒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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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劇「從心看我(When They See Us)」改編自 1989 年真實案件「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jogger case)」。五名少年被控強姦及謀殺,曾在警方盤問下「招供」,直至 2002 年真兇 Matias Reyes 出現,才真相大白;圖為劇照。

或許有人認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即使遭警察以某罪行逮捕,自會沉冤得雪。然而,波士頓大學新聞學科學教授 Douglas Starr 本年中在學術期刊「科學」撰文,分享昔日美國警察盤問時,如何以種種「技巧」,最終令無辜者親口承認不曾犯過的罪行。

一直以來,嫌疑人親口招供,往往是判斷其有罪的一項「黃金法則」。然而,Starr 亦提出例子,質疑「招供」本身是否必然代表真實有罪。早在 1819 年,一名男子 Jesse Boorn,曾在多項不利證據之下,親口承認殺人,其後才發現,「死者」仍然在生。已故德裔美國心理學家 Hugo Münsterberg 便曾在 1908 年告誡:「在強烈影響下,可能出現不真實的招認。」即使回顧多年後鑑證技術進步的 80 年代,Starr 更指出有一些令人震驚不已的「假招供」案件,幸得庭上的 DNA 證據,招供者方能洗清嫌疑。

紐約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心理學教授 Saul Kassin,曾研究由前芝加哥偵探及測謊專家 John Reid 發展出的盤問手法。據 Starr 指,從盤問一開始,警員便由行為觀察著手,刻意問一些與案情不相關及帶挑釁性的問題,同時觀察嫌疑者有否流露欺騙的跡象,例如目光遊離、表現懶散或交叉雙臂等。若警員認定嫌疑人撒謊,則進入第二階段 —— 正式盤問。警員會不斷提出質疑、反覆指責嫌疑人、堅持聽取細節,並忽略嫌疑人所有的否認口供。與此同時,亦有警員會向嫌疑人表達同情及理解,以求盡可能減低對犯罪的道德譴責,為嫌疑人提供認罪的「理由」。例如「假如她穿得沒那麼挑逗,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Kassin 質疑,警察作為權威人物向嫌疑人施加的心理壓力,有時會導致虛假的認罪供詞出現。為了辯證這個假設,Kassin 在 1996 年代曾作一項實驗。參與實驗的學生,需在電腦前進行快速聽寫測試,但 Kassin 事前告知學生,電腦系統有一個小故障,只要按下 Alt 鍵,即會令電腦當機。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電腦的當機只是編程的一部分,與按鍵無關。當電腦當機時,主持實驗者即指責有學生錯按 Alt 鍵。

起初,沒有人承認「過失」。然後,Kassin 及其他研究人員加入一些警察盤問手法,例如找來協助實驗的「證人」,供稱看見同學錯按 Alt 鍵。結果,與沒有「證人」相比的對照組比較下,被「證人」指控的學生們,承認過失的比例多出 1 倍以上。

因為 5 人的招供,成為有罪判決的關鍵;圖為美劇「從心看我」劇照。

Kassin 及其同事,其後再進行一項變奏實驗,測試警察盤問時的「虛張聲勢」技巧。在該實驗中,除了指責學生外,主持人更聲言所有按鍵紀錄,均儲存在伺服器內,並即將進行檢查,假招供的比率因此飆升。Kassin 認為結果顯示:「對自己無罪的信念及對司法系統的信任,可構成自身風險。」

縱然有客觀的科學鑑識,亦未必能阻止警察令人招認沒有犯下的罪,甚至會成為警察盤問的一部分。1987 年,心智只有 10 歲的 24 歲男子 Barry Laughman,在警方謊稱於其鄰居被殺現場發現自己的指紋後,竟承認強姦及謀殺該鄰居。警方更無視其他證據,並告知另一位曾證明 Laughman 不在場的鄰居「弄錯了事實」。而且,Laughman 的血型為 B 型,但犯罪現場發現的唯一血液屬 A 型。法醫專家因此提出了一種新理論:細菌的降解,可能把血型改變。直至 16 年後,DNA 證據的出現,才證明 Laughman 的清白。

曾在該案上庭作專家證人的 Kassin 認為,案例表明,招供的威力不單勝過其他證據,更會掩過證據。一旦承認欲加之罪,不在場證據會改寫、目擊者的供詞會改變、警方會無視證明嫌疑人無罪的證據、甚至連法醫,都會重新詮釋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