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6 日，特區政府舉行了反送中運動以來第一次社區對話會，經抽籤過後，共 150 名市民獲邀參加，與林鄭面談。回歸以來，香港政府雖然被指為一個非民主的威權政體，卻一直熱衷建立各種諮詢對話機制，包括大型的公眾參與活動、諮詢會、政策工作坊，還有各類持份者會議等。其實這是一個全球現象，由中國、俄羅斯到新加坡等成熟的威權政體，都會以諮詢機制來鞏固政權。
諮詢對話機制本來是西方民主國家沿用多年的制度，民主不單是直選，人民也得以各種渠道直接參與政策過程。哈佛政治學教授馮雅康（Archon Fung）的經典論文指出，公眾參與機制能夠強化民主管治的三大價值：高效、認受性和社會公義。
公共行政學權威期刊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於 2016 年刊登了一篇報告，研究人員歸納了 1991 至 2015 年共 60 篇有關公眾參與的研究文獻，研究這些機制在政策過程的不同階段，由政策設計、執行到檢討，扮演了甚麼角色。他們指出，公眾參與機制可以令政策設計者更準確了解市民需要，以及預計政策執行時的難處，從而提高政策效率和有效性。另外，市民若能夠共同參與政策生產過程，會更感受尊重，對政府更有信心，繼而更樂於配合政策執行，亦會更主動提供意見。
在近兩個世紀，不少威權主義國家將這套諮詢對話機制改良，並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威權政府很常面對政府官僚僵化、不通民情、政策不到位的問題。在沒有民主制度授權的情況下，威權政府的認受性繫於它的管治表現，尤其是經濟民生。於是，各地威權政府都進行公營制度改革，希望在不用進行民主改革的情況下，改善政府的表現和支持度，增加認受性。俄羅斯是其中一例子，它雖然有普選，但選舉長期被普京為首的管治集團控制，反對陣營被打壓。
英國政治學家 Catherine Owen 和 Eleanor Bindman 於 2019 年出版的研究指出，俄羅斯政府近年銳意建立更多非政治色彩的公眾參與機制，市民獲邀在公聽會、網上協商論壇和公眾諮詢機構，如 Federal Public Chamber （Obshchestvennaya Palata），提供政策意見，非政府組織也會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她們以「有限多元主義」（Limited Pluralism）形容俄羅斯的諮詢對話機制 —— 一方面政府了解諮詢對政策制訂的好處，有助鞏固政權；同時俄羅斯又對這類機制施加諸多限制，例如過於敢言的成員會不再獲邀參與，諮詢會的討論也不會觸及政府的核心利益。
同樣地，中國大陸近年也大開公眾參與的門路。今年，政治學權威期刊 Governance 出版了一篇文章，作者以 2008 年醫療改革為例，收集了 27,899 則評論，以此分析中國政府的網上諮詢平台成效，以及中國威權政府的感應力（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作者發現，政府確實會回應網上評論，繼而影響政策修訂。
普林斯頓大學新晉政治學家 Rory Truex 以「諮詢式威權主義」來形容中國的政治模式，透過選擇性開放公眾參與渠道，來增加政權認受性。而他的研究發現，低教育水平和政治冷感的群眾會因此更滿意政府表現，感到政府有確切回應訴求。可是 Rory Truex 在結論提到，局部開放參與渠道，或只能在短期內收維穩之效，但長遠來言，這種做法會提高市民期望，繼而要求更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