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是現代民眾聚集的重要場所。廣場如何建設牽涉各樣因素，例如不少獨裁者會利用不同的設計規劃廣場，防止人民聚眾起義。而北京的天安門作為中國的一個重要政治符號，勞動節慶典、國慶閱兵等儀式均在此舉辦，其建設考量自然離不開政治。洪長泰所著的「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講述了中共建政後，天安門廣場擴建的一段歷史及背後的政治計算，分析中共如何利用空間規劃創造新的共產主義政治文化。
中共建政初期，急需各項政治工程鞏固自身地位、確立政治權威，擴建天安門廣場就是其中一項，而這也是北京重建計劃的核心。1958 年 8 月，為慶祝翌年建國十週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意擴建天安門廣場，並於北京建造一批重要建築作為「國慶工程」，期望在建築成就上趕過老大哥蘇聯，成為共產世界的中心。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等十大建築就是在此背景下落成，天安門廣場擴建也是在這時期進行的。
與歐美廣場作為節慶用地、公共空間的傳統不同，天安門廣場一開始已是一個政治廣場，為政治服務，供官方舉辦各項大型集會之用，受嚴密掌控，是為民族主義助燃的道具。
最能彰顯廣場受民族主義影響的是，天安門廣場擴建時，中共中央與蘇聯顧問之間的矛盾。遠聘而來的蘇聯顧問一直希望擴建後的廣場能模仿紅場，但中共領導人對此有民族主義的考慮，希望廣場能體現國家的尊嚴，不欲變成翻版貨，拒絕了顧問將廣場擴建成半圓形、多角形的建議，堅持保留原有的長方形佈局，亦要確保傳統的左右對稱和中軸線上下連貫等特色。
另一個爭論的焦點是，長安街的寬度問題。中方官員一開始已提出將長安街擴至 140 米寬，遠超蘇聯專家的想像。蘇聯顧問以其經驗指，莫斯科街道很少寬超過 60 米，世界各地的廣場多數亦只有數公頃之大。梁思成等中國建築學家亦不贊成拓展得太寬，認為既不成比例、與周邊環境不協調、街道過寬步行距離過長，亦需更大空間預留拓展之用，會進一步破壞老北京建築。
可是，中共領導一再強調廣場主幹道的大小，需考慮到北京未來的人口增長、用作大型巡遊和政治用途的實際需要而定，不必憂慮坊間「大馬路主義」的批評。而且當時戰事結束未遠，寬闊的通道在必要時可用作臨時跑道。在強調民族自主、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東風壓倒西風，自然對蘇聯專家、梁思成等的建議不屑一顧。1959 年，天安門廣場完成擴建後，面積多達 44 公頃，遠超 9 公頃大的紅場，成為世上最大的政治廣場之一。
曾有不少建築學家認為，天安門廣場徒具政治性、紀念性的建築，使用率亦低，缺乏文化、教育等公共建築，毫不親民。只是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共的刻意為之下，天安門廣場成為愛國主義與民族自豪的象徵，成為中共抗衡蘇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圖騰，是共產黨的新意識形態舞台，其擴建的政治目的已然達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