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殖民時代起，「南非」的歷史就是一部抗爭史。由 17 世紀荷蘭殖民者圈地開始，到英國建立世上第一座集中營，再到南非白人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甚或延續至今的種族貧富差距，逐步見證抗爭者的身影由邊緣邁向舞台中央。
歷經兩次波耳戰爭（Boer Wars），荷蘭殖民者波耳共和區（Boer Republics）與英國殖民地卻於 1910 年合併成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組成白人聯合政權，目的之一，在於集結力量以利管治其他種族。在白人政權治下，南非人分三等：白人、有色人種（Coloured）、黑人（African），分類固然以膚色為準，其中亦有階級因素，譬如日本人就被視為「榮譽白人」，中國外勞則撥作黑人。由聯邦成立至 1948 年間，南非白人 —— 英語系佔約 45%，荷語系阿菲利卡人（Afrikaner）則有 55% —— 佔總人口 21%，其後急遽下降，到 1988 年跌至 14%（注一）。為保障白人少數政權的優勢，南非政府無所不用其極。
制度歧視
在長年圈地運動及稅務改革下，大部分原住民被迫遷出家園，成為低技術移民工，例如當時在金礦區德蘭士瓦（Transvaal），移民工就佔男性人口 8 成之多，居於城市邊陲的貧民窟。種族歧視政策的由來之一，在於政府既要確保廉價勞力供應，同時又不欲見移民工融入白人城市，於是推出「通行證法」（Pass Laws）規定黑人男性如無通行證不得出入白人地區，而通行證往往與僱傭合約掛勾；「土地法案」（Land Act）限制黑人持有物業；壓低工資，迫使移民工遷出城市等等。
為了將黑人固定於低技術階層，政府限定大部分技術性工種專屬白人，又大力壓縮黑人教育資源。直至 1948 年，黑人教育幾乎全部由傳教士團體承包，按 1949 年統計，7 歲至 16 歲兒童的入學率低至 3 成，而全國黑人大學生更只得 343 人；即使後來引入所謂「黑人教育」（Bantu Education），亦是以培訓低技術工人為主。部分地區如東開普（East Cape）由於宗教傳播度高，識字率一度高達 8 成，「黑人教育」實施後卻不升反跌（注二）。
1948 年南非國民黨（The National Party）上台後，更打正旗號，以「種族隔離」（Apartheid）為名加推一系列曼德拉稱之為「不公法律」（unjust laws）的歧視條例：
- 「禁止跨族婚姻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第 55 條：禁止白人與其他人種通婚。
- 「背德修訂法」（Immorality Amendment Act）第 23 條：禁止白人與非白人通姦、意圖通姦及發生相關不道德行為（例如婚外性行為）。
- 「人口登記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第 30 條：按種族將人口分類，登記在冊；設種族分類委員會（Race Classification Board）仲裁。
- 「族群區域法」（Group Areas Act）第 41 條：按種族劃分居住區，逼遷「住錯區域」人士。
- 「本地建築工人法」（Native Building Workers Act）第 27 條：建築業技工培訓向黑人開放，然而執業範圍僅限指定黑人區；市區嚴禁黑人從事任何技術工種。
- 「選民代表分離法」（Sepa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ters Act）第 46 條：褫奪有色人種選民投票權。
近 350 萬人 —— 絕大部分是黑人及有色人種 —— 受族群區域法影響，被迫遷徙至按種族及語言推定的所謂原生家鄉 —— 往往是受影響人士不曾踏足的偏遠地區。而所謂種族分類亦相當荒誕兒戲，譬如量度鼻子尺寸和檢驗頭髮捲曲程度的「鉛筆測試」（捲得住鉛筆不掉落就屬於有色人種），有時同一家庭的成員也會被劃分為不同種族。由 1916 年至 1984 年間，因觸犯通行證法而被捕或起訴人士多達 1,774 萬 —— 相當於南非 1960 年的人口總和。
日常歧視
種族歧視既是制度暴力，亦是滲入日常生活的人格侮辱。曼德拉於金山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攻讀法律期間就遭遇不少不平事。金大雖然接納少數黑人入學，但明顯有差別待遇，田徑場、網球場和泳池禁止黑人使用，有白人講師明言不歡迎黑人學生，德藉猶太裔法學教授 Hahlo 更指黑人與女人缺乏「成熟頭腦」與所需經驗，不適合研讀法律。曼德拉曾走入法學圖書館，一名白人學生立即避席；與白人朋友去咖啡廳，則被以「黑鬼」（kaffir）為由拒諸門外；同兩位印度朋友搭上一架白人專用電車，更被車長告上法庭（注三）。
「曼德拉傳」（Mandela: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作者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與曼德拉素有私交，書中指出他如何受城市生活的社會不公與人權侵害激發，個人恥辱和責任意識日益強烈，終於走上政治抗爭之路（注四）：
唯有政治能夠解釋這種城市處境，曼德拉因而義無反顧投入論爭。曼德拉以身為酋長族人自傲，面對黑人生活於白人之間的侮辱與挫折，更令他有感千千萬萬同胞的命運。曼德拉對自己愈來愈苛刻，不久他將委身非洲民族主義，怒憤半生不息。
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之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揭發出種種平庸的邪惡（注五）：
- 肉店白人老闆用腐肉招呼黑人顧客
- 郵局排隊優待白人
- 黑人兌現養老金往往遭到拖延
- 黑人時常被白人當著自己兒女面前羞辱
- 服裝店白人店員阻止黑人婦女試身
- 醫院故意忽視黑人患者
- 白人警員經常對黑人出言不遜甚或暴力相向
- 黑人「女傭」只能穿破舊衣服，吃剩菜冷飯
要維持日常化的暴力，需要非常態的暴力。南非白人政權少數管治多數，面對黑人及有色人種的反抗，不論和理非或暴力，官方一概鐵腕鎮壓，祭出惡法同時縱容警暴，一如曼德拉形容，種族隔離政權仰賴「大量逼遷、政治逼害和警察恐怖」。警察軍隊處理示威不當乃至濫殺濫捕，進一步激化南非抗爭運動，白人政權又不甘讓步，反而愈趨高壓，暴力反饋之下，南非變成世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 當然，是對黑人而言。
惡法
南非國民黨政權嗜用惡法打壓示威，譬如：
「壓制共產主義法」（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第 44 條
1950 年訂立，以取締南非的共產主義組織為名，鎮壓反對意見。所謂「共產主義」定義極寬，任何變革主張以及國會以外的政治活動已屬違法範圍，1952 年，針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大反抗運動」（The Defiance Campaign）之中，20 名領袖被控以共產主義罪，主審法官按例判處監禁 9 個月，結案陳詞明確指出：「僅干犯法定共產主義（statutory communism），與大眾認知的共產主義無涉。」
1954 年法例延伸至任何「協助共產主義」人士均可被禁，而且政府毋須提供理由。共產黨則禁止參與任何政治組織，只准出沒特定區域。
在南非共產黨黨員之中，不少其實並非共產主義者，入黨純粹因為當時其他政治組織奉行單一種族參與，共產黨是唯一可以投身政治抗爭，而又不設膚色界限的機會。
「禁令」（Banning）
嚴格限制人身自由與政治權利的法外手段。被禁者不准出席任何 3 人或以上的集結，每次僅可接見 1 名朋友，而且不得與其他被禁者交談；不得進入指定設施，例如法院、學校和報館；受政治警察長期監視及家訪；須定期往警署報到；引用或刊登被禁者的言論即屬違法。
禁令一般限期 2 至 5 年，但可無限延續。1952 年，曼德拉被禁 9 年，後來不斷延長，27 年牢獄期間，曼德拉所有言論均是禁區，違禁者可被判監。南非國民黨在位 40 餘年，超過 1,500 人遭處以禁令。
叛國罪
一如共產主義，顛覆國家亦是一條萬能罪。
1955 年，非洲民族議會（非國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聯同有色人種議會（Coloured People’s Congress）、南非印度議會（S.A. Indian Congress）及民主議會（Congress of Democrats）組成「議會聯盟」（The Congress Alliance），在逾 3,000 名代表出席的會議上發表自由憲章（The Freedom Charter），提倡實現民主、種族平等、貫徹法治、普及人權、國富共享、和平共處等主張。政府斥之為「企圖顛覆國家的共產主義藍圖」，並以叛國罪提訴 156 位著名與會人士，包括曼德拉。纏訟 5 年，最終所有人獲判無罪，但在審判完結前，政府加控意圖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眾人再次被捕。
黑警
殺戮
南非白人政權向來利用警察和軍隊鐵腕鎮壓一切抗爭運動，連白人示威者亦不例外，例如：
1922 年白人礦工起義（Rand Rebellion），政府派出 2 萬軍力平亂，最終血腥收場；
1950 年由南非印度議會、共產黨及德蘭士瓦區非國大聯合籌組的五一示威會議遭受警察襲擊，18 死 30 傷；
1952 年和平大反抗運動中，開普港（Cape port）警察向正在祈禱的黑人群眾開槍，試圖激起暴力反抗以抹黑運動的和平宗旨，而其後在金伯利（Kimberley）的「暴動」中，警察射殺 14 名黑人，另有 39 人受傷；
沙佩維爾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有 69 名反種族隔離示威者遇害，180 人受傷，包括 29 名兒童，傷亡者不少是逃跑時背部中槍；
1976 年索維托（Soweto）黑人學生抗議引入阿菲利卡語（Afrikaans）—— 在地化荷蘭語—— 成為官方教學語言時，一名 13 歲學童中槍死亡，激發全國大規模示威，半年間共有 575 名示威者被殺，兒童佔其中 4 分 1；
1978 年國防部長博塔（P. W. Botha）主政，更出動軍人全面止暴制亂（Total Strategy），明言「政府敢於開槍，陸續有來」。任期末宣佈南非進入緊急狀態。
酷刑
1963 年，國民黨政府將拘留期加長至 90 日，並可無限期延長。同年 9 月，第一名政治犯在拘留期間被虐待至死，及至 1988 年 8 月，拘留凌虐至死人數共 67 人，其中包括南非黑人學生組織（South African Students Organisation）及黑人覺醒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創辦人比科（Stephen Bantu Biko）。
比科不曾被控以任何罪名，但自 1973 年被禁後，反覆受警察騷擾及逮捕，1977 年最後一次拘留期間被毒打至腦部受創瀕死，官方醫生聲稱比科無傷。後診斷被其他醫生推翻，警察將比科全裸綁在貨車後座，駛往一千公里外的醫院，比科翌日身亡，成為南非第 47 名扣查期間被虐殺的政治犯。
選擇性執法
南非警察主要用於鎮壓示威，僅有 6% 警力用於查案滅罪，而白人的案件又特別受關注（注六）。
白人警察在示威中針對黑人並非新事，日常執法亦見偏私。南非國民黨執政期間，官方改稱黑人原住民為「班圖」（Bantu）—— 班圖語意指「人」—— 部族酋長則改組為支薪公務員，透過貪腐手段攏絡部族領袖，聯手盤剝原住民。
原住民政策引起 1950 年代全國一連串農村示威，特蘭斯凱地區（Transkei）尤為激烈，當地人稱人頭稅（poll tax）為「吸血蟲」（impundulu），政府則以惡意回應（注七）。例如偷牛事件日益猖獗，嚴重危及村民生計，警方卻坐視不理；當有民意支持的糾察隊（makhulu span）決定私了，焚燒偷牛賊的農屋以示懲戒，旋即被警察以縱火罪起訴，示威受刺激進一步升級。針對酋長委員的衝擊造成傷亡後，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更出動機關槍。
國家恐怖主義
南非白人政權指控非國大、泛非主義者大會（Pan Africanist Congress；PAC）等反對派為恐怖組織，勾結外國勢力 —— 阿爾及利亞、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 —— 企圖顛覆國家。
另一方面，政府成立秘密警察（Bureau of State Security；BOSS）、大幅擴軍（由 1974 年 32 萬多軍力倍增至 1985 年近 64 萬，軍費升約 6 倍）、軍事鎮壓反對派（包括難民）、派特工到外國刺殺政敵、資助外國叛軍（莫桑比克的 RENAMO、安哥拉的 UNITA）、軍事偷襲安哥拉等。
壓迫愈大，反抗愈大。及至 1980 年代末，南非國內因政局不穩而經濟下滑，非國大聲勢愈見壯大，外交同樣受挫，安哥拉戰事失利，英聯邦國家（除英國外）譴責種族隔離政策，美澳移除航空聯繫，美國國會更以大比數推翻列根否決權，通過「反種族隔離法案」（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包括禁止美資進入南非以及停止進口大量南非商品。不但種族隔離政策難以維持，連高壓政權的存續亦成問題，這一切多少要歸功於抗爭者的策略。
注
- 注一：Ross, Robert. “The Costs of Apartheid.”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4.
- 注二：Ross, Robert. “Apartheid.”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1.
- 注三：Sampson, Anthony. “Big City.” Mandela: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UK: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1999), 34-35.
- 注四：同上，頁 37。
- 注五：丹尼謝克特著，潘麗君、任小紅、張琨譯，「曼德拉 A 到 Z ：馬迪巴的多面人生」（台灣：廣場出版，2014），頁 83。
- 注六：Ross, Robert. “The Costs of Apartheid.”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1.
- 注七：Ross, Robert. “Apartheid.”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