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一日比一日激烈，親北京陣營就曾放風可能延遲原定 11 月 24 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而一班和理非政黨和市民則希望力保如期選舉，並稱之為「官方公投」；亦有人認為，DQ 過後，區選已無認受性可言，可有可無。其實過去數年，國際社會也有不少延續選舉例子，媒體間也有很多文章討論押後選舉的影響。
自從有「選舉式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等概念後，人們開始區分選舉和代議民主的概念。有選舉的國家不等如有民主，很多威權政府一方面會透過選舉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證明自己得到民意授權，另一方面會對選舉施加諸多限制，例如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府經常以誹謗罪控告反對派，並限制反對派的撥款和競選活動時間；俄羅斯則設有中央選舉委員會（Central Electoral Commission）篩選參選人，例如 2012 年阻止亞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競選總統。
新加坡和俄羅斯算是維穩比較成功的例子，有不少選舉式威權政府，都有延遲大選的毛病。根據今年 2 月「美國之音」刊登的數字，過去十年之間，全非洲共有 102 次總統選舉，當中有 27 次被押後；非洲 51 個有選舉的國家中，有 20 個在近十年曾經延誤過總統選舉，當中尼日利亞自 2007 年起，就未曾如期大選。至於延誤時間方面，短則兩天，長則數年，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就曾押後了足足五年，由 2005 年延後到 2010 年。而趨勢方面，2012 至 15 年，選舉延誤的情況並未受控，到 2016 年大約 20% 的選舉押後，到 2018 年更升至 40%。單是 2019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尼日利亞、索馬利蘭、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畿內亞和埃塞俄比亞都延誤了選舉， 亞洲代表方面，則有阿富汗和港人熟知的泰國。
延遲大選的原因很多，最嚴重是因為內亂，例如科特迪瓦就因為內戰拖延了選舉，而有些時候人們暴亂是因為無法保證有公平選舉；有當權者希望延長任期，例如泰國軍方多次延誤大選；也有些時候只是政府行政能力應付不了大選，例如尼日利亞就用這個理由。可是，延遲大選固然是不健全民主的象徵，「美國之音」引用「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編制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衡量了五個指標：選舉程序與多樣性、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選舉有否如期進行並非考慮因素，但沒有延誤選舉的非洲國家，民主指數得分比曾經延誤選舉的高出超過 11%，當中選舉程序與多樣性更相差 24%；而民主指數最高的幾個非洲國家，如毛里裘斯、佛得角（Cape Verde）、博茨瓦納（Republic of Botswana），都未有遇過選舉延誤的問題。
延遲大選與民主滯後的因果關係，還有很多要理順的地方。有人認為，正因為本身政制不民主，政府於是濫用權力押後大選；又或者人們會用選舉以外的方式表達訴求，政治不穩，自然會影響選舉。又有人認為延遲大選對民主發展打擊很大，例如會影響制度的可信性，尼日利亞市民就已經對選舉失去信任，不信任制度，令到混合政體不能透過選舉，和平、有序地進行民主化。
在 2018 年，香港的民主指數為 6.15，與塞內加爾排在全球 73，以 0.15 分之微，僅僅守在「有缺陷民主」（Flawed democracy）的類別，比非洲最好的毛里裘斯和佛得角低 2.1 和 1.7 分，比上述提過的尼日利亞和泰國高分別 1.7 和 1.5 分。經過今年諸事，香港來年很大機會跟尼日利亞和泰國一樣，在民主指數正式名列「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然而，沒有真正民主，如期選舉就沒有意義？抑或是押後選舉打擊和平民主化？這些依然是學者未來要分析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