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法國示威頻仍，12 月 8 日有學生家長舉辦紀念遊行，抗議 2018 年 12 月 6 日法國防暴警察在巴黎近郊地區芒特拉若利（Mantes-la-Jolie）拘押 151 名學生，期間逼令雙手抱頭跪地。上述法國警暴並非孤例，截至 11 月黃背心抗爭一周年，法國警方所用武力已造成約 2,500 人受傷，包括 24 人致盲、5 人手部截肢，又有過萬人被捕。社會學家法尚（Didier Fassin）研究法國執法與司法部門多年，著作「懲罰的三大思辨」（Punir: Une Passion Contemporaine）就羅列出不少法國警暴例子及其邏輯。
法尚開宗明義指出，從監禁人數飆升可知，法國現正經歷「和平時期中法令最嚴苛的時刻」。戰後 60 年來，監獄人口劇增 3.5 倍，2016 年 70,000 名在囚人士已破歷史紀錄 —— 未計算近年被拘禁的黃背心示威者 —— 加上開放監禁（milieu ouvert：例如在外生活的受監控判刑者以及司法保護下的未成年犯罪者）30 年內急升 4 倍，截至 2016 年，法國總監禁人數已超過 250,000 人。
法尚指出，法國在囚人口愈見高漲，並非因為犯罪率上升，相反，嚴重罪行如謀殺和暴力行為經年持續減少。按其研究，法國的峻法嚴刑可歸因於「社會選擇性不寬容」以及「政客刑罰民粹主義」兩大社會現象，前者屬於文化，後者則是政治範疇。
一方面，現代個體愈來愈無法容忍各種困擾，諸如吸毒、佔地、賣淫、口角爭執、侮辱國旗等等，「一般大眾對至今法律所忽略的行為容忍門檻降低，再加上在道德期待擴張的情況下，執法者往往傾向緩和社會氣氛」。這種泛道德趨勢偏袒優渥族群，對平民階級則嚴厲打擊，譬如民眾對逃稅漏稅的容忍度往往高於店舖偷竊，可見一斑。另一方面，政客借助民眾對安全問題的焦慮與恐懼，以強人形象助選，法尚表示刑罰民粹主義在近年法國選舉中就大有斬獲。兩種現象相加，擴張鎮壓範圍同時加重制裁體制，新罪陸續出爐，罰款變成監禁，而警察濫權及慣性使用過度武力，亦是民眾與政客縱容的後果之一。
法尚舉 2005 年法國騷亂前一宗案件為例，說明警察執法涉及的種種問題。某日傍晚，巴黎郊區有人報警，聲稱有 4 架越野電單車在公園出沒，巡邏隊抵達時試圖攔下車主，車主走避時跌下車，同伴包圍警察抗議無理逮捕，幾分鐘後，15 個警員趕至增援，衝入公園附近的住宅區，一位居中調解的婦女被粗暴逮捕，一名 9 歲兒童因與警察爭辯而被槍指向頭部，另有數名青年無故被捕。警察自稱認得鬧事者，撞門擅闖一間民居，混亂中撞跌一名女子，導致其手臂骨折；最後押走一人，後來發現該名嫌犯是盲人，又將他釋放。12 名被捕居民中，有 5 人因母親反抗而被拘留，被控以辱警及反公權力罪，其餘人則稍後被釋放，要在深夜徒步回家。
法尚表示，上述案例在勞動階級住宅區並不罕見，而警方的懲罰往往帶有報復意味，原因在於對基層人士心存敵意。法尚與警隊人士就事件訪談，對方說法諸如「他們不愛我們，我們也不愛他們」、「我們再也無法區分流氓與老實人」、「我們逮捕了犯下輕罪的犯人，交由檢察官起訴，但隔天又在街上見到他們」，反映出警方預先認定該區出沒人士都是潛在罪犯，執法時懷有復仇心理，而各種騷擾、刁難乃至暴行等非正式報復，則是出於彌補法律過輕的漏洞。
警暴之所以日常化，肇因有上頭縱容甚至鼓勵。法尚舉例，有預防犯罪隊聲稱強硬執法是「必要之惡」，亦有高官表示做法深受警方上級喜愛，「因為可以呈現漂亮的數據」；而警校的培訓即已強化偏見，內部紀律委員會又傾向不作處分，加上有政客背書，提供技術與法律上的工具，確保過失得到掩護，警察自然有恃無恐，自以為有懲罰的權利甚至使命，可以動用各種方式合理化指控及抵消投訴。假如缺乏明確目標，警察則傾向隨機懲罰，尤其借助身體及精神暴力的法外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職權轉化為騷擾、挑釁、威脅、凌辱、種族侮辱、不當控制、無根據的搜索、無理的取締、痛苦的手銬、無動機的逮捕、專橫的拘留、不留痕跡的毒打，有時甚至會使用酷刑，而這些有文獻紀錄的做法都集中在最弱勢的人口階層。警隊法外懲罰的普遍化和正規化，是現代社會大多仍不重視的重大事實。」
情緒化也是警察執法往往不能避免的問題，甚至會以懲罰為樂。法尚引述涂爾幹和尼采表示，為惡旨在從中獲得快感，刑罰源自激情反應，因此懲罰總是過度。「懲罰不只是用惡來回報惡；它是無端地製造痛苦，以作為制裁的補充，唯一令人滿足的是知道罪犯在受苦。」有不少接受訪問的法國警察不諱言以執法之名弄人取樂：「對警察來說，威嚇、侮辱、言語和身體暴力所帶來的快樂是他們的特權…… 其中除了權力關係，還可以加上社會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 他們透過盤查身份和不合理的搜身干擾友好的聚會，擾亂居民的樂趣而感到沾沾自喜，或是以挑釁受拘押者自娛。」
懲罰就算原來帶有糾正目的，隨著執法方的濫權濫暴，懲罰本身就變成了問題。不論在民主國度抑或極權社會，警暴都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