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大爆發，由北韓、蒙古到俄羅斯，都關閉與中國接壤邊境。而香港各界都要求政府盡快封關，從源頭堵截來防疫，但政府仍未全面封關。醫管局員工陣線宣佈跟高層談判破裂，第二階段罷工正式開始。剛好今年 1 月，知名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就曾刊登兩篇文章，分析醫護人員應否參與公民抗命。
第一篇是由 Hayley Bennett 等一眾紐西蘭醫學學者撰寫的文章，結合醫學論理以及著名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理論，解釋在甚麼時候，醫護人員應投入公民抗命。她們指出很多醫護團體，強調從業員的道德使命，當一些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會嚴重威脅大眾健康時，醫護人員應勇於發聲。而「美國醫學會醫學倫理守則」（AMA Code of Medical Ethics），就提到當惡法無道，醫生應該致力改變法律，在一些個別情況下，道德責任比法律責任來得重要。
作者認為公民抗命的精神，十分符合醫學倫理的使命。她們枚舉了一些醫護人員參與公民抗命的例子，例如 70 年代尾到 80 年代中，藝術家 Bill Snow 在澳洲牽起一場反煙草商的塗鴉運動，一班醫護人員響應，並塗污煙草商的廣告牌，當中就有醫生被捕。在 1986 年，澳洲名醫 Alex Wodak，秘密幫人更換針頭，以免濫藥者因針頭不潔而受感染，因此差點惹上官非，而他認為自己只是做正確的事。而 2015 年紐西蘭，一名急症室醫生參與反對 TPP 示威，認為協議會推高藥物價格，影響貧苦病人，最終被警察警告，而自己也要接受紀錄聆訊。
英國醫學家 Robin Stott 同樣在今年 1 月於「刺針」發文，親述自己因參與以「反抗滅絕」運動（Extinction Rebellion）被捕的經驗。 他認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威脅人類健康，各國政府要採取果斷行動，但現行的政治制度無法回應到環保議題。他認為街頭抗爭是最好而且唯一方法，警醒大眾我們需要結構性的改變，把環保議題推上政策議程。而作為一個醫生，作為一個年老中產白人，他比其他人更應肩負社會責任。於是，他在 2019 年 10 月，參與堵塞倫敦白廳的公路，最終被捕。
Hayley Bennett 和她的研究團隊同事就提醒，在西方國家，執法部門和法庭都對公民抗命行為較為寬容，但參與行動的醫護人員依然要面對其他風險，可能影響他們的仕途，如就業、續約和尋找研究資金。在紐西蘭，如果醫護的公民抗命行動被認為違反專業操守，他們更要面臨一連串的紀錄聆訊。她們認為要訂立更清晰的倫理標準，讓醫護人員思考到甚麼情況下，應參與公民抗命。她們就參考羅爾斯的理論，勾勒出五點準則：
- 要有充分證據顯示，一項法律或政策是嚴重且明顯地不公義，那麼公民抗命就是合乎比例的回應
- 公民抗命應該作為最後的手段，其他政治和合法手段都大抵無效
- 要預計公民抗命是更有效的手段，而且帶來的益處比破壞多
- 盡量採用危害程度最低的公民抗命手段，應先考慮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才考慮其他強制性的行動
- 醫護人員應考慮實際的政治、社會及個人情況，令自己和自己照顧的人所受的傷害減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