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武漢肺炎叫全球聞中國人色變,早前有美國評論更以「亞洲病夫」描述中國,觸發中美外交風波。中國人如此敏感,皆因在民族集體記憶中,「東亞病夫」是西方羞辱同胞體弱多病的用詞、是「百年國恥」的象徵。但台灣歷史學家楊瑞松研究卻發現,甚少文獻佐證西方曾經以此侮辱中國人,「東亞病夫」當中的羞辱含意竟然還是中國人所賦予,卻要把話塞到西方嘴裡,背後與中國民族認同中的集體受辱情結息息相關。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教授楊瑞松在著作「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指出,在全球華人文化圈當中,每當提及到「東亞病夫」標籤時,經常附帶很多情緒化反應。大家都視之為西方羞辱中國人身體病弱的象徵,即使專家學者也對此「照單全收」,沒有嚴謹考證,結果輕率地把現今的通俗粗疏觀念「讀入」歷史,犯以今釋古的毛病。但只要仔細查證中西歷史文獻,便會發現這個負面標籤的形成,西方甚或日本都沒有扮演中國人所期望的角色。
據傳最早以「東亞病夫」形容中國的,是來自 1896 年英國倫敦報章的專論,當中提到「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中國官方上海市體育局的「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也如此記載。楊瑞松翻查資料確認,該文在倫敦報章刊登後,經上海的「字林西報」原文轉載,同年 11 月經「時務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中國實情」,通篇都是針砭清政府改革失敗的政論,時代背景為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兵敗如山倒。
文章形容清朝官僚腐敗,官場積習太重,令諸多改革失敗,其中「病夫」指涉的對象為當時清政府,不但隻字未提中國老百姓體弱,最後還善意勉勵清廷要維新自強:「總之,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岌岌,猶未晚也!」
事實上,「Sick man」的修辭在近代西方國際關係的公共論述相當普及,經常用以描述國力衰敗的國家形象,例子比比皆是,大多只會輕描淡寫,並非只針對中國,也絕少形容民族的體質。「時務報」同年翻譯的另一篇英文評論,便把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並列「天下四病人」,文中雖然批評中國政府軟弱似「病人」,但談及中國人時非但沒有扣上病弱帽子,還形容中國人是「民情兇悍,專恃殺戮謀反」,屬於難以整治之眾,形象與「病夫」可謂截然相反。
從勉勵改革到強身健體
不過,文字翻譯從來都牽涉文化語境的轉換,中國輿論界接收「病夫」的比喻時,其意義也隨語境有了微妙的轉化。翻譯上述外國政論的「時務報」,為維新運動旗手梁啟超所創辦,不論翻譯「中國實情」還是「天下四病人」,其意圖都是以他山之石勸勉國家圖強,並非刻意報道外人如何羞辱中國。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等進步知識份子也很快吸納「病夫」的比喻,不時應用於往後的文章,借濃濃的「亡國感」激勵國人自省。
1897 年梁啟超討論變法的文章形容,中國已經淪為「病夫」,必須徹底改革制度,方能夠「治病」,奈何當時改革派治標不治本,只重視練兵而輕視制度變革,形同強迫「病夫」模仿「壯士」手執武器練兵,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加快亡國步伐。康有為在 1898 年 6 月上奏光緒皇帝的「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形容中國與時稱突厥的土耳其「同病相憐」,文中更稱「病夫」不單純是國家積重難返的意思,還是「亡國」的預告,以此力陳維新變革的必要。
在上述例子中,「病夫」的意義還沒有溢出原來的國家政治層面,大都用以說明維新運動的迫切,但隨著改革在戊戌政變下流產,知識分子主張愈趨激進,「病夫」比喻就開始變成描述國人的體質。這個意義轉化過程中,翻譯家嚴復引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扮演關鍵角色 —— 它主張國與國的競爭,不再是政府間的對決,而是種與種之間的存亡之戰,是各國人民之間的總體戰爭。所謂「強國必先強種」,提升人民質素也就是要務,而鍛鍊體格又是重點之一。
維新失敗後的梁啟超救國心切,與同代很多知識分子同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啟迪,其政論集「新民說」見證其思想轉變,1903 年發表的「論尚武」一文,便三番四次重提「病夫」字眼,但意義卻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洗刷下更新。梁啟超所大肆撻伐的,不再限於政府,還有人民本身,他指責中國人不講衛生、習慣早婚、崇尚文弱、欠尚武精神,腐氣敗習都深入骨髓,國民都「奄奄如病夫」:
……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獰猛梟鷙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
至此,梁啟超已經為「病夫」的意義作「創造轉化」,由政府腐敗無能的修辭,變成對「四萬萬同胞」體質病弱的生動比喻。他主張制度改革已經不足以救國,全民必須從小培養剽悍勇猛的體魄,甚至應效法古希臘城邦斯巴達,按尚武精神實行「軍國民教育」。
縱然,思想文化界不是個個同意梁啟超的激進尚武主張,但普遍都視中國人體質為問題所在,「病夫」比喻在公共輿論更是無人不曉。護國大將軍蔡鍔、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都先後描述國人為「病夫」;民初著名體操家徐一冰在 1908 年成立中國首間體操學校時,又以「增強中華民族體質,洗刷東亞病夫恥辱」做校訓。
換言之,知識分子其實是集體抨擊中國人病態,集體「醜化」中國人為「東亞病夫」,以鞭策國人要深切自省和強身健體。這種「醜化」以激發改革的論述策略,在中國現代化過程屢見不鮮,而「東亞病夫」一詞也在語境轉換過程中,不斷被賦予新意義,漸漸脫離西方評論單純描述國力衰弱的含意。
以集體受辱建構的民族認同
知識分子借「病夫」一詞激勵國人圖強同時,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用「忠言逆耳」的角度看待這個污名。「病夫」一詞很快也被民族主義者挪用,斷章取義來證明西方惡意羞辱中國人病弱,借描繪西方為囂張跋扈的「他者」,以激發國人同仇敵愾的我族意識。對民族主義者而言,「病夫」的原意、以及其批評是否合理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這是源自「西方」的羞辱字眼。
1903 年,同盟會成員陳天華發表「警世鐘」一文,便以充滿情緒化的措詞,直斥洋人罵中國人為「東亞病夫」和「野蠻賤種」,中國人到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文中「醜化」中國人的策略,並非旨在檢討中國國力或國民體質,反而透過把羞辱字眼塞到西方嘴裡,激起讀者的集體受辱情緒,以共同對抗「外侮」。諸如此類的公共輿論,也在清末民初同時間湧現。
自此,不管是政令宣傳、教育檢討、報章輿論,都把「東方病夫」理解為外族侮辱中國人病態的用語。1920 年代暢銷的通俗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更以渲染誇張的手法,把這種「外侮」描寫得淋漓盡致。小說虛構一名天津賣藝的俄羅斯大力士,借故向擂台下的中國觀眾挑釁:「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在小說中,這位俄國大力士是十惡不赦的奸角,也是「高傲西方」的代言人,最終被大俠霍元甲所教訓。這種中國人透過武打擊敗西方人,一雪「東亞病夫」國恥的情節,自此成為操弄民族情緒的經典操作,在往後華人文化中不斷重現。最廣為人知,當然要數李小龍在「精武門」奮力踢毀「東亞病夫」匾額,還強迫日本對手吞下的情節,叫歷代華人觀眾血脈賁張。
「東亞病夫」之說,其後融入更宏大的民族主義敘事之中。民族主義操作下的近代中國史,簡言之就是一部「受害者故事」—— 西方列強透過鴉片貿易,使中國人吸毒成癮、體弱多病。雖然梁啟超和嚴復等晚清思想家都承認,吸食鴉片有害國人健康,但他們傾向批評國人積習難改,未有把責任歸咎西方列強;但在民族主義敘事中,西方卻成為中國人染上毒癮的罪魁禍首,不但以鴉片殘害國人身體,更有甚者,是透過「東亞病夫」的標籤二度傷害中國人尊嚴。
至此,「東亞病夫」已經被抽空自原來的歷史脈絡,在中國民族的建構過程中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類似「黃帝」由象徵歷代「皇統」共同始祖的歷史符號,經民族主義論述改造,轉化做所謂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讓國民建立「血脈相連」的共同體意識。只不過「黃帝」屬於較為正面的民族認同意識,「東亞病夫」則連繫到負面的集體受辱情緒,以激發抵禦外侮的意志營造認同感。
「東亞病夫」一詞最先由西方輿論提出,不過是描述國力不振的修辭,背後還帶有半分勸勉清廷改革的善意;但當詞彙落到中國語境後,其意義卻經歷多番轉換,最終被理解為西方帝國主義踐踏中國人尊嚴、嘲笑中國人體弱多病的標籤,每每勾起「百年國恥」的集體受辱意識。這個詞彙談不上是中國原創,但當中那些「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附加含意,卻大部分都是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製造」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