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武漢肺炎叫全球聞中國人色變，早前有美國評論更以「亞洲病夫」描述中國，觸發中美外交風波。中國人如此敏感，皆因在民族集體記憶中，「東亞病夫」是西方羞辱同胞體弱多病的用詞、是「百年國恥」的象徵。但台灣歷史學家楊瑞松研究卻發現，甚少文獻佐證西方曾經以此侮辱中國人，「東亞病夫」當中的羞辱含意竟然還是中國人所賦予，卻要把話塞到西方嘴裡，背後與中國民族認同中的集體受辱情結息息相關。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教授楊瑞松在著作「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指出，在全球華人文化圈當中，每當提及到「東亞病夫」標籤時，經常附帶很多情緒化反應。大家都視之為西方羞辱中國人身體病弱的象徵，即使專家學者也對此「照單全收」，沒有嚴謹考證，結果輕率地把現今的通俗粗疏觀念「讀入」歷史，犯以今釋古的毛病。但只要仔細查證中西歷史文獻，便會發現這個負面標籤的形成，西方甚或日本都沒有扮演中國人所期望的角色。
據傳最早以「東亞病夫」形容中國的，是來自 1896 年英國倫敦報章的專論，當中提到「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中國官方上海市體育局的「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也如此記載。楊瑞松翻查資料確認，該文在倫敦報章刊登後，經上海的「字林西報」原文轉載，同年 11 月經「時務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中國實情」，通篇都是針砭清政府改革失敗的政論，時代背景為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兵敗如山倒。
文章形容清朝官僚腐敗，官場積習太重，令諸多改革失敗，其中「病夫」指涉的對象為當時清政府，不但隻字未提中國老百姓體弱，最後還善意勉勵清廷要維新自強：「總之，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岌岌，猶未晚也！」
事實上，「Sick man」的修辭在近代西方國際關係的公共論述相當普及，經常用以描述國力衰敗的國家形象，例子比比皆是，大多只會輕描淡寫，並非只針對中國，也絕少形容民族的體質。「時務報」同年翻譯的另一篇英文評論，便把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並列「天下四病人」，文中雖然批評中國政府軟弱似「病人」，但談及中國人時非但沒有扣上病弱帽子，還形容中國人是「民情兇悍，專恃殺戮謀反」，屬於難以整治之眾，形象與「病夫」可謂截然相反。
從勉勵改革到強身健體
不過，文字翻譯從來都牽涉文化語境的轉換，中國輿論界接收「病夫」的比喻時，其意義也隨語境有了微妙的轉化。翻譯上述外國政論的「時務報」，為維新運動旗手梁啟超所創辦，不論翻譯「中國實情」還是「天下四病人」，其意圖都是以他山之石勸勉國家圖強，並非刻意報道外人如何羞辱中國。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等進步知識份子也很快吸納「病夫」的比喻，不時應用於往後的文章，借濃濃的「亡國感」激勵國人自省。
1897 年梁啟超討論變法的文章形容，中國已經淪為「病夫」，必須徹底改革制度，方能夠「治病」，奈何當時改革派治標不治本，只重視練兵而輕視制度變革，形同強迫「病夫」模仿「壯士」手執武器練兵，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加快亡國步伐。康有為在 1898 年 6 月上奏光緒皇帝的「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形容中國與時稱突厥的土耳其「同病相憐」，文中更稱「病夫」不單純是國家積重難返的意思，還是「亡國」的預告，以此力陳維新變革的必要。
在上述例子中，「病夫」的意義還沒有溢出原來的國家政治層面，大都用以說明維新運動的迫切，但隨著改革在戊戌政變下流產，知識分子主張愈趨激進，「病夫」比喻就開始變成描述國人的體質。這個意義轉化過程中，翻譯家嚴復引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扮演關鍵角色 —— 它主張國與國的競爭，不再是政府間的對決，而是種與種之間的存亡之戰，是各國人民之間的總體戰爭。所謂「強國必先強種」，提升人民質素也就是要務，而鍛鍊體格又是重點之一。
維新失敗後的梁啟超救國心切，與同代很多知識分子同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啟迪，其政論集「新民說」見證其思想轉變，1903 年發表的「論尚武」一文，便三番四次重提「病夫」字眼，但意義卻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洗刷下更新。梁啟超所大肆撻伐的，不再限於政府，還有人民本身，他指責中國人不講衛生、習慣早婚、崇尚文弱、欠尚武精神，腐氣敗習都深入骨髓，國民都「奄奄如病夫」：
……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獰猛梟鷙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
至此，梁啟超已經為「病夫」的意義作「創造轉化」，由政府腐敗無能的修辭，變成對「四萬萬同胞」體質病弱的生動比喻。他主張制度改革已經不足以救國，全民必須從小培養剽悍勇猛的體魄，甚至應效法古希臘城邦斯巴達，按尚武精神實行「軍國民教育」。
縱然，思想文化界不是個個同意梁啟超的激進尚武主張，但普遍都視中國人體質為問題所在，「病夫」比喻在公共輿論更是無人不曉。護國大將軍蔡鍔、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都先後描述國人為「病夫」；民初著名體操家徐一冰在 1908 年成立中國首間體操學校時，又以「增強中華民族體質，洗刷東亞病夫恥辱」做校訓。
換言之，知識分子其實是集體抨擊中國人病態，集體「醜化」中國人為「東亞病夫」，以鞭策國人要深切自省和強身健體。這種「醜化」以激發改革的論述策略，在中國現代化過程屢見不鮮，而「東亞病夫」一詞也在語境轉換過程中，不斷被賦予新意義，漸漸脫離西方評論單純描述國力衰弱的含意。
以集體受辱建構的民族認同
知識分子借「病夫」一詞激勵國人圖強同時，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用「忠言逆耳」的角度看待這個污名。「病夫」一詞很快也被民族主義者挪用，斷章取義來證明西方惡意羞辱中國人病弱，借描繪西方為囂張跋扈的「他者」，以激發國人同仇敵愾的我族意識。對民族主義者而言，「病夫」的原意、以及其批評是否合理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這是源自「西方」的羞辱字眼。
1903 年，同盟會成員陳天華發表「警世鐘」一文，便以充滿情緒化的措詞，直斥洋人罵中國人為「東亞病夫」和「野蠻賤種」，中國人到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文中「醜化」中國人的策略，並非旨在檢討中國國力或國民體質，反而透過把羞辱字眼塞到西方嘴裡，激起讀者的集體受辱情緒，以共同對抗「外侮」。諸如此類的公共輿論，也在清末民初同時間湧現。
自此，不管是政令宣傳、教育檢討、報章輿論，都把「東方病夫」理解為外族侮辱中國人病態的用語。1920 年代暢銷的通俗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更以渲染誇張的手法，把這種「外侮」描寫得淋漓盡致。小說虛構一名天津賣藝的俄羅斯大力士，借故向擂台下的中國觀眾挑釁：「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在小說中，這位俄國大力士是十惡不赦的奸角，也是「高傲西方」的代言人，最終被大俠霍元甲所教訓。這種中國人透過武打擊敗西方人，一雪「東亞病夫」國恥的情節，自此成為操弄民族情緒的經典操作，在往後華人文化中不斷重現。最廣為人知，當然要數李小龍在「精武門」奮力踢毀「東亞病夫」匾額，還強迫日本對手吞下的情節，叫歷代華人觀眾血脈賁張。
「東亞病夫」之說，其後融入更宏大的民族主義敘事之中。民族主義操作下的近代中國史，簡言之就是一部「受害者故事」—— 西方列強透過鴉片貿易，使中國人吸毒成癮、體弱多病。雖然梁啟超和嚴復等晚清思想家都承認，吸食鴉片有害國人健康，但他們傾向批評國人積習難改，未有把責任歸咎西方列強；但在民族主義敘事中，西方卻成為中國人染上毒癮的罪魁禍首，不但以鴉片殘害國人身體，更有甚者，是透過「東亞病夫」的標籤二度傷害中國人尊嚴。
至此，「東亞病夫」已經被抽空自原來的歷史脈絡，在中國民族的建構過程中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類似「黃帝」由象徵歷代「皇統」共同始祖的歷史符號，經民族主義論述改造，轉化做所謂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讓國民建立「血脈相連」的共同體意識。只不過「黃帝」屬於較為正面的民族認同意識，「東亞病夫」則連繫到負面的集體受辱情緒，以激發抵禦外侮的意志營造認同感。
「東亞病夫」一詞最先由西方輿論提出，不過是描述國力不振的修辭，背後還帶有半分勸勉清廷改革的善意；但當詞彙落到中國語境後，其意義卻經歷多番轉換，最終被理解為西方帝國主義踐踏中國人尊嚴、嘲笑中國人體弱多病的標籤，每每勾起「百年國恥」的集體受辱意識。這個詞彙談不上是中國原創，但當中那些「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附加含意，卻大部分都是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製造」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