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欄剛好邁入第三年，筆者卻想起三年間都沒有在這裡談過「六四」。因為每年差不多的時間都有大量同樣題目的文章出現，也不差我這一篇。而且想知道更多歷史的人有其他更好的渠道選擇，不必在這一千幾百字中浪費時間。然而，今年「六四」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六四」本身。
千禧年後出生的香港年青人即使多政治冷感，或多或少都知道「六四」不只是兩個雙數；如果是 90 年代或以前出生的，甚至可能是維園集會的第一世代。每年到大球場玩蠟燭，研究融掉的蠟如何不掉到自己身上，再聽聽支聯會十年如一日地高叫連他們自己也沒有認真對待的口號，然後又一個炎夏的晚上過去。
香港每一年的「六四」集會，是海外華人記念有關事件的一個指標。最後卻離香港人愈來愈遠，甚至在 2012 年前後出現「拒絕六四」的聲音。有人歸咎於本土排外思潮冒起，拒絕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事物，甚至是民運集會，但這種說法是倒果為因。不是本土思潮出現導致「後六四」，而是「六四」的論述脫離了香港的政治脈絡，才導致當年的本土思潮拒絕「六四」，當中核心問題是中國民運與香港民運的巨大斷層。
每年集會站在台上的政治老人只是等待外星人來替自己「平反六四」，對反共運動貢獻可能比法輪功更低。當年「建立民主中國」的訴求退縮到「平反六四」，因為大家都知道前者不可能，但前者不實現，後者就更沒可能，於是就進入死迴圈。當渴望改變香港政治環境的年青世代出現，首先就是打破這個死迴圈 —— 既然召喚了廿年，外星人也不來地球打救，就不如假設外星人不存在。
歷史與我們的距離不只是時間和知識，而是論述與語境的分歧。當你無法有效地說明有關論述如何與聆聽者連結、無法攀上當下思想流動中的浪花，論述就會從當下的語境中脫節。等於你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故事來論證我是「中國人」，卻無視大秦已經化作塵土兩千年。歷史的份量不是由有多少人死去來決定，而是取決於當下與自己的關係性。
支聯會高呼廿年口號都比不上「逃犯條例」與「國安法」，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坦克來臨的震動，於是 1989 年天安門與 2020 年維園成為連結的時空。今年的「六四」不再是過去的延伸，而是當下的出發。歷史不再是知識，而是自我實在環境的註腳，雖然這連結是一個悲劇。
本文刊出之際應該已是翌日，希望香港政府的愚蠢沒有帶來傷亡，也希望大家下星期仍看到筆者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