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數年前的 DQ 事件，到反送中的一連串濫捕，再到現在的國安法，很多港人對法治已無盼望，認為法治不單已死，甚至早已化成白骨。在政治學和法律學的領域中，不少學者研究專制國度裡的法庭制度，很多人認為法庭單純是當權者的爪牙，但其實法庭發揮著關鍵作用，為專制政權延年益壽。
在西方學術傳統中，法學家大多專注研究民主體制下的法治，認為專制政權下的法庭沒有多少研究價值。可是，過去數十年，專制國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同樣愈趨成熟，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政府打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旗號，令政權更有效管治社會。2012 年，劍橋大學就出版了學術著作 Rule by Law：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由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 Tom Ginsburg 和西門菲莎大學政治學家 Tamir Moustafa 主編。編者把專制政權的「依法治國」（Rule by Law）和自由主義法治（Rule of Law）作區分，集合 15 位法律和政治學學者的文章，重新反思法庭在專制政權扮演的政治作用。
1. 控制社會
專制政權下的法庭，最明顯的作用是控制社會，法官就如警察和國安機構一樣，是政府權力的展現，警察抓人，法官就判案，藉此打壓異見者。倫敦國王學院南美研究專家 Anthony Pereira 的文章，就分析不同南美獨裁政權、軍隊和法庭之間的關係。在獨裁時期的巴西，法庭沒有自主權，要全面封殺異見者；然而在阿根廷骯髒戰爭時期，法庭就扮演白臉，有更大自主權，軍隊則充當黑臉，他們會索性繞過法庭，法外殺人。
然而，法庭作用不單是打壓，還有教育作用。最經典的例子是蘇聯式的「作秀公審」（Show Trial），上世紀 30 年代，史太林就透過公審，除了清洗國內的反對勢力和政敵，更是警告公眾，並教導民眾何謂政治正確的思想。即使蘇聯倒台後，很多專制國家繼續這種「作秀公審」模式，例如中國、伊朗和新生的俄羅斯政府。除此之外，法庭也發揮制衡作用，特別在一些有民主選舉的半專制國家，獨裁者會掌控法庭來牽制民主領袖，例如伊朗的宗教法庭，就可以制衡民選政客，特別是開明派陣營。
2. 政權認受性
專制國家的法庭不單幫助控制社會，也為政權提供認受性。法庭令部分人心存希望，感到政府不會獨斷獨行。當政府遇到爭議事件時，也可以「交予」法庭處理，卸卻政治壓力。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1972 年頒佈戒嚴令後，查封政黨和公民社會組織，以國家安全之名，逮捕拘禁數以千計的人。但他刻意讓法庭「正常運作」，並向國民派定心丸，指政府會得到法庭的制衡。
法庭的作用，不僅對內，也是對外。在二戰後的南韓和台灣，兩地政府由親美的獨裁政府掌權。然而，美國是自由主義陣營的老大，在名義上要推廣人權法治，南韓和台灣等親美政權，要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同，也要披著法治的外衣，讓法院在非政治敏感的範疇上，保留相當大的自主權。而在香港和新加坡，法庭也幫助專制政府建立信譽，吸引外資，法庭會專業地處理經濟罪行和知識產權爭議，政府和親政府商人打輸官司的例子很常見，兩地也得以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3. 清黨
最後，法庭還可以幫助獨裁者「清理門戶」。獨裁者的對手不單來自公民社會，也是來自利益集團內部的「自己人」。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中國近年的打貪運動，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令計劃等中共重量級人馬，都相繼下馬，在這場打貪運動中，除了中共中央紀委外，各級人民法院也扮演關鍵的審訊作用。
Tom Ginsburg 的文章同樣以中共為例，指出法庭有助獨裁者管理部下。隨著官僚機構愈來愈龐大，傳統的層級管理工具失效，意識形態也淡卻，加上專制國家沒有健全的傳媒制度，獨裁者較難獲得資訊，難以管理好整個政府，很容易出現欺下瞞上的情況，法庭就成為一個重要機制，規管下級官員的行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Jennifer Widner 則分析烏干達和津巴布韋，發現法庭能幫助當權者監察下級官員的貪污問題，也向官員展示了清晰的行動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