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最理想的狀態是人人和而不同，百花齊放，兼容並包，雖有政見不同，但應該可以力陳己見，以理服人。可是，經常有人以人身攻擊和抹黑為政治手段，例如以「天使」、「漢奸」、「收錢」的說法詆毀他人，令理性溝通變得困難，有政治學家就專門研究「人格謀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這個議題。
喬治梅森大學政治心理學教授 Eric Shiraev 和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學家 Martijn Icks 曾共同編輯學術著作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throughout the Ages，書中收納超過 15 篇有關人格謀殺的政治學論文，例子涵蓋古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到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書中提到，人格謀殺是歷史悠長的政治戰術，攻擊方有時只是情緒宣洩，但更多時是要損害對方名聲。有些言論是基於事實，但難以稽考，更重要的是，這些說法大多被過分渲染，以達到政治目的。常見的人格謀殺方式有：斷章取義（misquoting），很多中世紀學者被誣衊為宗教䙝瀆；人身攻擊（name-calling），受害人被亂扣帽子，例如「法西斯」、「共產黨員」和「恐怖分子」；還有道德謀殺，譬如是婚外情醜聞，克林頓就一度因為萊溫斯基醜聞而被彈劾。
人格謀殺會出現於選舉論戰，又或者針對公眾和專業人士，Shiraev 提到的例子包括：有人誇大本篤十六世年輕時參加希特拉青年團的經歷；也有人指控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是性慾狂，以打擊心理學。Shiraev 亦指出，受害人也可以是普通人，而且攻勢可以屬國家級，政府會透過攻擊個別人士，以打擊其背後整個政治、階級陣營，例如 30 年代的蘇聯，50 年代的中國和越南，共產黨官媒就經常鋪天蓋地報道「富農」故事，把他們描繪成貪婪、傲慢和冷血的形象，以配合國家主導的土地改革和國有化政策。往後數十年，蘇聯 KGB 亦有系統地煽動輿論，例如前學生領袖布科夫斯基被指是精神病人，異見作家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就被指與納粹同謀。
學者認為，人格謀殺主要有三個作用。政治學家 William Riker 的經典著作 The Strategy of Rhetoric 就用博奕論分析負面競選（negative campaigning），他假設雙方陣營支持者都十分理性，清楚明白每項政策對自身的利弊，這個情況下，要改變他們的投票意向十分困難；因此，人格謀殺其實意在游離選民，讓他們要麼支持自己，要麼兩邊也不支持。後來的學者為此理論作出修正，例如經濟學家 Stergios Skaperdas 用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解釋，當兩邊陣營的支持者很固定，而游離選民愈來愈少，再做正面競選的話，效益只會遞減，反而用人格謀殺等負面競選方法，可能會製造更大不確定性，令對方流失支持者。故此，當戰況激烈，較少支持者的一方通常更傾向用上人格謀殺，而較多支持者的一方就會更專注推銷自己理念，鞏固支持者之餘，也避免產生更多不確定因素。
可是，人格謀殺這一套，不是人人受落。Shiraev 就提到，人類接收資訊的模式，會受到知識量和情感影響。有心理學實驗指出，人類會透過固有知識來認知世界，遇到與世界觀極為不同的新資訊，會產生心理抗拒。可是，面對全新議題，人類很多時又會訴諸第一眼感覺，令煽情的言語和圖像較容易觸動情感反應。Shiraev 認為，經過較少思考訓練、接收更多政治資訊的人，會更易訴諸直覺，也就更易受人格謀殺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