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強勢崛起，一躍成為經濟大國。中國展現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證明了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並不必然共存；東南亞的新加坡同樣走上這條非民主的發展道路，而且經濟起飛比中國更早。有學者把這種發展模式稱為（Authoritarian Modernism），並指其可追溯至 19 世紀的普魯士。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家 Mark Thompson 於 2019 年發表學術新作 Authoritarian Modernism in East Asia，研究在歷史發展之中，各國如何互相學習，令專制現代主義模式在東亞擴散開去。Thompson 歸納出東亞專制現代主義的三個特徵。首先，這些國家的領袖，政治傾向都十分保守，但經濟方面卻十分進取，例子有伊藤博文、李光耀和鄧小平。第二個特點是政府大力打壓公民社會發展，透過利益分配令資本家依附政權，吸納中產階級於管治體系之中，同時打壓工人階級。最後一點，是反對西方普世價值觀，以自身文化傳統，例如強調集體主義、社會和諧等觀念，來證成專制管治。
他指出，東亞第一個走上經濟現代化的專制國家，當數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在伊藤博文等元老領導下，日本進行大刀闊斧的經濟、社會和軍事改革，最終躋身世界列強一分子，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先後擊敗滿清和沙俄。在明治維新早期，日本和英國及美國接觸頻繁，而英國更可說是當年第一大海洋帝國。可是，日本沒有走上英美的民主發展道路。
普魯士先後擊敗奧地利、法國，在 1871 年建立德意志帝國，成為歐陸一大強國。日本則在 1870 年代西南戰爭、元老之間又展開憲法爭議後，決定走上新興的普魯士模式（Prussian Path），1882 年伊藤博文等人親訪德國取經，並在 1889 年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學者形容該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above），經濟由國家規劃主導，同時打壓人民的政治參與。
二戰後，日本戰敗，但明治維新的發展模式依然影響很多亞洲國家。Thompson 指出，南韓從日本獨立，中華民國奪回台灣，兩地都仿效了明治維新專制現代主義模式。70 年代起，新加坡亦展開一場「學習日本」（Learn from Japan）運動，1980 年新加坡國慶日，李光耀發表演說，稱讚日本只佔全球 3% 人口，0.3% 土地，卻貢獻了全球 10% 的 GNP（國民收入）。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視日本為改革的效法對象，強調日本和新加坡人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質，例如勤勞、節檢和願意犧牲，80 年代起，新加坡就不斷推崇「亞洲價值」。
新加坡行一黨專政路線，又以華人為主，於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就著力研究「新加坡模式」。到今天，中國官員、學者、華文媒體仍然時不時提出新加坡為發展例子，例如近年中國的生態城規劃。中國資深傳媒人趙靈敏講到：「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一個被中國領袖選為倣效對象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之中，這是史無前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不曾如此全心向某國學習，且至今學習熱情仍未減退。」
就此，專制現代主義由普魯士、明治日本、新加坡，再到中國，一脈相承地走下去。然而，Thompson 也提到，這不代表民主化不是大勢所趨，專制現代主義會必然成功。「現代化陷阱」（modernization trap）依然存在，經濟發展可能帶來價值轉變，社會出現新聲音，令政府更難管治；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例子就告訴我們，專制現代主義最後也可能失敗，中國未來的發展軌跡仍是未知之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