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聲稱，有「所謂專家、醫生」不斷抹黑全民檢測計劃、阻止市民參與檢測，是出於「政治計算的目的」，意在抹黑中央、破壞香港與中央關係。另一方面，有醫護公會及民主派人士呼籲杯葛檢測計劃。姑勿論人文醫學家早就指出公共衛生是政治問題，又有本地的國情因素，而在外國醫學家層面，全民檢測背後的醫學理據為何？
美國是武漢肺炎最嚴重的西方國家，政府一直力求加大檢測量。南加州大學的臨床醫學副教授 Michael Hochman 早在 5 月就撰文反對有關政策。全民檢測的目的是要找到無症狀患者，揪出隱形傳播鏈，有關做法看似合理，但其實存在很多漏洞。跟一些本地專家意見一樣，Hochman 提出時間落差的問題。檢測要一段時間才得出結果，但市民接受檢測後，可以四處流動，即使當日檢測是陰性，也不保證之後日子不會染病。
感染了武肺病毒的患者，在患病初期傳播力最強，只需數天，就足以廣泛傳播病毒。Hochman 推算，即使人們每兩星期檢測一次，每次只需 24 小時就拿到報告，也只能找出少於一半的無症狀患者。而根據倫敦帝國學院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模型推算，全民檢測只能減低總感染個案的 10% 不到，Hochman 更強調這個模型過於樂觀。
全民檢測除了不合乎成本效益，過程之中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特別是珍貴的檢測劑，而有關措施也可能傳達錯誤訊息。現時檢測方法主要是採集鼻咽和咽喉樣本，或者是深喉唾液樣本。早在 4 月時，就有專家提出有「假陰性」的問題，醫學研究顯示，以現時的採樣方法，「假陰性」比率可能高達 30%。中大醫學院在 8 月公佈了一個更詳細的研究，深喉唾液檢測的假陰性比率可達 31%，「鼻腔和咽喉拭子」檢測也有約 20%。Hochman 警告，「假陰性」會帶來假的安全感，最終更不利疾病防控。
三名來自哈佛大學、劍橋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的學者則在 4 月時聯署撰文，反對全民檢測。他們提到其他論點，例如等候測試期間，人多密集，加上檢測時會脫下口罩，飛沫容易殘留，很容易傳播病毒。他們也指出全民檢測，只適合早期圍堵防疫階段，一旦出現社區爆發，如此檢測也無濟於事，保持社交距離是更有效的措施。而且，全民檢測會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佔用本來用於其他重症患者的資源。
戴維斯加州大學的醫學院長 David Lubarsky 也撰文呼籲，與其行全民檢測，不如作聰明檢測（smart testing）。他認為全民檢測並不實際，昂貴而且難以實行。他認為檢測工作，應只集中於五類群組：
- 高風險人士 （已有病徵的人，又或者病人的密切接觸者）
- 患病後較高危的人（長者和長期病患者）
- 不能保持社交距離的前線服務人員（醫護人員、的士司機等等）
- 在密集空間集體居住的人 （安老院舍和監獄等等）
- 將要住院或進行手術的人
Lubarsky 認為，有關做法已經可以快速找到感染群組，有助控制疫情，又更合乎成本效益；他提及，更根本的方法，始終是保持社交距離，以減低傳播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