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初，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撒手人寰，終年 59 歲。撇除他與學術界各人的私人瓜葛，Graeber 可能是近年西方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的名字可能帶點陌生，但讀者也許會聽過 2011 年「佔領華爾街」以及「我們是 99%」的口號。作為一個敢於對抗眼中經濟不公義的「勇武派」，Graeber 不但有份創作當中的口號，更親身上場參與大小遊行示威活動，間接帶起了包括「佔領中環」在內，全球各地一系列的「重奪社區」風潮。
在 Graeber 的學術生涯中，有多本重要的著作，包括早期一些人類學研究；後來他著眼以人類學角度解釋並批判現今社會及經濟結構的不公義，寫下「債的歷史」、「為甚麼上街頭」及「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等等，為 2010 年全球債務危機引發的一連串社會運動提供理論支持。
至於和筆者研究直接相關的出版，就不得不提 2018 年的「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一般人對工作質量的理解，也許大多都和收入相關：收入高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反之就是壞工作。Graeber 的「狗屁工作理論」的驚人之處，就是指出現今社會的一部分工作（書中指可能有 30% 至 60%），包括高收入的一群「專業人士」，都只是沒有意義的「戇 X 工」（Bullshit jobs），存在的意義只是服務現今經濟結構下的官僚主義。
Graeber 對於經濟不公的抱怨、以及官僚主義的批判，貫穿在他生前幾份重要的著作當中；更重要的是，他能夠做到知行合一，走出學術象牙塔，進入打工仔的世界、細聽他們的工作經驗，將矛頭指向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扭曲了的市場和政府，貫徹始終地宣傳他心目中的理想國 —— 一種重視人人平等、強調民眾參與的「無政府主義」社會。
在學術研究的角度，Graeber 的理論不是無可挑剔，但奈何他已無法逐一回應這些批評。Graeber 的名氣和作品，令他在東西方學術界都累積了不少支持者，這些受他所啟發的人，必定會把他的理想承傳下去。
許煜教授亦在報章寫下他和 Graeber 相知相識的經歷，以及一些討論，非常值得細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