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之濫觴:自由競爭理念,啟迪自基督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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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愛丁堡的亞當史密斯雕像,矗立於聖吉爾斯大教堂前。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於 1776 年出版「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普遍相信是受啟蒙理性思想啟迪,但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Benjamin M. Friedman 即將推出的新書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卻論證,其提倡的市場自由競爭理念,其實承襲自 17 至 18 世紀的基督新教精神,與社會學大師韋伯主張新教加爾文主義(Calvinism)催生資本主義的觀點相悖。

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新書撮錄提出,雖然韋伯早於 1905 年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提出基督新教如何催生資本主義精神,但韋伯著墨於 16 世紀新教盛行的加爾文主義,其特色在於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神學主張 —— 即是相信早在人誕生之前,上帝早就選定誰人得救,人不能抗拒神恩。

韋伯透過理論推演認為,信徒內心會因為對終極命運的強烈焦慮,往往表現出節儉、勤奮和個人進取的美德,試圖說服自己是得到上帝恩寵、是上帝「甄選」的子民。這種人格特質構成所謂「新教倫理」,韋伯認為它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基礎。

但 Friedman 反對韋伯的看法,甚至認定加爾文主義只會阻礙資本主義發展,使人不敢相信自己可理性地改善自身及他人經濟狀況,從根本上違背資本主義精神。他質疑在預定論的假設下,人類不能透過任何選擇或行動得到終極救贖,那又怎能說服人通過選擇和行動改善現世的福祉?

市場競爭為發揮潛能之機制

Friedman 主張,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之母,來自基督新教另一套傳統。在亞當史密斯的年代裡,新教主流早就擺脫預定論學說,英格蘭和蘇格蘭牧師亦開始宣揚,男女同時被賦予理性,且人性本為善。17 世紀末坎特伯雷大主教 John Tillotson 主張,沒有人天生注定通往天堂或地獄,人要與上帝「合作」方能得到救贖。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更提出著名的比喻,稱理性為「主的燭光」(the candle of the Lord),人可以透過它觀察世界和採取行動。

相信人類是擁有道德意識的能動者,具備自由意志和抉擇的力量,對經濟發展相當重要。這種對人格更全面和樂觀的認知,使人敢於相信行動可帶來改變,既可憑努力提升個人靈性,亦可靠個人奮鬥達至世俗利益,改善自身和他人的生活。亞當史密斯的獨特之處,正是把自由市場競爭看待為一套容讓人類發揮潛能的機制。這種宗教思想一直影響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啟迪亞當史密斯撰寫出「國富論」的同年,亦啟發美國推行大膽的民主政治實驗。

畫作描繪出 18 世紀末愛丁堡景象,為亞當史密斯、休謨等蘇格蘭啟蒙哲學家活躍之場地。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當然,基督新教影響深遠,卻不代表當時人人都是虔誠教徒。亞當史密斯充其量只是自然神論者,與同代知識分子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近似,僅相信上帝創造宇宙,但不認為祂會左右現世發展。亞當史密斯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教授時,甚至要求豁免課前的祈禱環節,其好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更是以徹底懷疑宗教著稱,對早期經濟學亦有貢獻。

不過,無論亞當史密斯和休謨如何質疑宗教權威,基督教仍對他們有根深柢固的影響,構成其創新思想的基石。當時不論科學還是人文學圈子,神學始終是大家共同討論的課題和語言,其思想深刻烙印在早期的經濟學之中,相當於現今經濟學總是受到科學、人口統計學等啟迪。

在現代經濟學成形之際,西方亦在 18 世紀宗教思想薰陶下,對人性秉持正面樂觀的看法,甚至構成了今日美國的核心價值。美國人始終堅信命運掌握自己手中,以致很多人努力致富而堅持低稅制,亦有很多人即使並非富豪也反對訂立遺產稅;背後的核心信仰,在於深信自由市場競爭可觸發個人潛能,使之服務更廣大的社會利益。基督新教傳統的影響不限過去,在今日的美國資本主義信仰中仍然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