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文學獎，由 64 歲挪威作家福瑟（Jon Fosse）奪得，以表揚他「以創新的戲劇和散文，表達難以言喻的內容」。如果說法太抽象，不妨一同翻看他去年接受美國文化雜誌 The New Yorker 的專訪，透過其人現身說法，認識他的成長出身、對劇場的見解、對寫作和宗教的信念。
「我不過是來自挪威西部、來自挪威鄉下的奇怪傢伙。」尚未獲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福瑟已經對國際間的讚譽相當抗拒。1959 年，福瑟生於挪威小鎮斯特蘭德巴姆（Strandebarm），童年時在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盛行的環境長大，喜愛「嬉皮士」打扮，喜愛在鄉間拉小提琴，也喜愛閱讀。在卑爾根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後，開始以挪威西部農村地區特有的書面語「新挪威語」（Nynorsk）寫作。
去年 8 月，福瑟接受美國學者 Merve Emre 專訪時提到，當時學院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極端毛派政黨活躍學術和文藝圈。福瑟曾經受影響修讀社會學，但很快便覺得實證主義思維愚蠢至極，於是轉向哲學領域。1979 年，他接觸到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思想，並開始與他的寫作理念產生連繫。
以節奏、旋律和寂靜傳達意念
1983 年他發表首部小說 Red, Black，敞開多產的寫作大門。其後重要作品有 Melancholy、Melancholy II、Morning and Evening、Aliss at the Fire 及 Trilogy；福瑟還同時是著作等身的劇作家，劇本在全球各地演出超過 1,000 次之多，為他贏得「新易卜生」的稱譽，曾獲頒挪威布拉哥文學獎（Brage Prize，2005）、國際易卜生戲劇獎（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2010）和歐洲文學獎（European Prize for Literary，2014）。
福瑟創作有極簡主義特色，依靠簡潔的語言，以節奏、旋律和寂靜傳達意念，筆下角色鮮少多言，對話往往重複，但每次重複都有微妙而重大變化。作品迄今已被譯成近 50 種文字，可惜翻譯成華文的作品有限，只有簡體中文的劇本集「有人將至」和「秋之夢」。
兩年前，香港話劇團曾經在黑盒劇場演出其劇作「霜遇」（Winter），當時簡介如此形容：「福瑟筆下的角色大多被困在一個無名的空間，角色沒有確切的名字，演出時而緊張，時而靜謐，情緒不斷變化並傾注入空間內，刻劃人生中的寂寞、迷失、痛苦等，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的氛圍。」
由小說到劇場，福瑟創作有其貫徹風格，Emre 卻從中注意到，劇本偏好描繪角色間緊湊的「性嫉妒」（sexual jealousy），這在小說中卻相當含蓄。福瑟解釋時提出，嫉妒是戲劇的最佳主題，並可追溯到遠古時代 —— 把兩個角色置於舞台，然後讓第三個角色進場，戲劇張力立即會產生。他以自己的劇作 Mother and Child 為例，說明其實兩個角色也能產生嫉妒。然而，正由於戲劇太容易陷入嫉妒的情緒，反過來使他「對寫劇本感到厭倦」。
由寫作經驗觸發的宗教轉向
2012 年福瑟經歷了人生大變 —— 他信奉了天主教，決定戒酒，並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此後，他埋首野心十足的創作計劃，2019 年起陸續發表七部曲創作 Septology，被視為半自傳體小說，講述一個男人遇見另一個自己的故事，長達 1,250 頁，當中沒有一個句號，被讚揚為一部使讀者相信神聖現實的作品。
這種對天主教的深刻轉向，原來跟福瑟的寫作經驗息息相關。福瑟在訪問中談到，自己早於 12 至 13 歲開始寫作，寫的起初是歌詞，後來是詩和小故事。「當我為自己寫作、獨自寫作，而不是為學校而寫，我發現那非常私密。我找到了一個我喜歡待下來的位置。」
寫作為福瑟內心帶來安全的角落，但同時也讓他面對未知，創作過程有很多「必須跨越的邊界」，只要稍為脆弱就會感到恐懼。福瑟坦言，有好幾年因無法面對未知，不敢寫屬於自己的東西，最終為宗教轉向帶來契機。「我是一位無神論者，但我無法解釋在我寫作時的經驗，為何會有那種感覺？那些靈感從何而來？我無法給出答案。你可以透過科學的角度解釋大腦的運作，但你無法捕捉那種靈性的光芒。」
從舞台把真實傳達給觀眾，福瑟坦言創作劇本必須極端專注，耗費大量精力，以洗練出精密的文字。雖然他的寫作速度奇快，但也會釋放出自己最狂躁的面向。如今的福瑟反其道而行，開始追求放慢寫作、生活和所有事情的節奏，並提倡「慢散文」（slow prose）的概念。「我想寫散文，讓其慢下來，寫那些長長的、流動的句子。」
由此誕生的最新作品 Septology，福瑟強調完全不是自傳，但承認主角的外貌特徵，跟他有些相似，書中近乎散文的章節，思考方式亦跟他非常接近。然而，由於作品初稿長達最少 1,500 多頁，最終他必須精簡部分散文，有 100 多篇有關神學的散文，如今都被剔除出來，這些篇章就留待日後有機會再發表。
儘管福瑟的作品經常觸及孤寂、焦慮與死亡的課題，但隨著年紀漸長，死亡愈來愈近，福瑟反倒對死亡的思考愈來愈少：
我記得西塞羅（Cicero）說過，哲學是學習面對死亡的方式；我認為，文學也是學習面對死亡的方式。文學探討死亡的篇章，與探討生命一樣的多，我猜想與偉大文學和藝術的形式有關。當你創作時，藝術是活的，讀者可以再次把它活過來；但作為物質，它是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