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9 日,政府公佈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半年解約,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將接替職位。同日,政府公開「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批評該台問責意識薄弱,整個編輯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有傳媒估計,政府這次空降舉措是要清算港台,編採自主將成疑問。在未來,港台或會由以往英式公營廣播精神,慢慢走向專制威權的廣播模式。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Christopher Walker 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 Robert Orttung 教授曾經在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撰文,講述電子世代下,專制國度的國家媒體扮演甚麼角色。他們認為即使社交媒體興起,資訊傳播比從前變得多元,傳媒之間的競爭也變得激烈,但國家媒體的發展卻出乎意料地愈來愈成熟,仍然是專制政權賴以續命的關鍵。這些媒體有的由國家直接管理,有的由政權爪牙以私人名義持有,實則由政府掌控。
在中國和俄羅斯,公營和私營國家媒體會雙軌並行。Walker 和 Orttung 提醒,國家媒體不單在中、俄等(前)共產國度發揮維穩作用,伊朗、盧旺達、津巴布韋等專制國家亦建立了強大的文宣機器,用以散播對政權有利的資訊,引導政治論述。兩位作者表示,全球民主在退潮之下,很多民選政權採用這類趨向專制的媒體手段,例如烏克蘭、尼加拉瓜以及政變之前的厄瓜多爾,情況令人十分憂慮。
他們提到,舊有的獨裁者,很倚賴由中央控制,並以意識形態主導的強大黨政機器來鉗制思想。踏入後冷戰的數碼時代,雖然中國和俄羅斯都保留類似蘇維埃式政府機關,但媒體策略已慢慢褪去意識形態色彩。新型的國家媒體負責滲入各種更柔性,但又對政權有利的思想,例如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反美主義,來鼓動民眾支持。國家媒體不再視吹奏當權者為唯一目的,還要抹黑國內政敵及其他政治模式,令人民覺得維持現狀是唯一的選擇。
這些專制政府也明白,不能單單倚靠國安等安全部隊去管制言論,除了古巴、北韓等極端例子,很少政權仍然採取極端的媒體監控,因為要走向經濟現代化,令當權者得到更大的物質利益,就要維持一定程度的資訊流通。取而代之,政權更講求監控效率,審查行動愈來愈有針對性。比起粗暴的鎮壓,當權者更希望散播公眾冷感(public apathy),令市民大眾不能組織起來,形成不了反對運動,現狀就得以維持。
Walker 和 Orttung 就提到,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可說是專制國家媒體的「成功典範」,管理層成功把西式公關手段移植到中國,每天有數以億計的觀眾,不單傳播政治正確的新聞,也成為很多人的娛樂渠道,旗下節目取得極大商業成就。當中央確保控制權時,電視台管理能保留一定自主權,在意識形態層面又不失可靠度。現時社交媒體愈來愈興盛,但是電視台的影響力未完全退卻,很多市民依然慣性收看電視,這些國家媒體就繼續扮演顯著的維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