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9 日，政府公佈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半年解約，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將接替職位。同日，政府公開「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批評該台問責意識薄弱，整個編輯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有傳媒估計，政府這次空降舉措是要清算港台，編採自主將成疑問。在未來，港台或會由以往英式公營廣播精神，慢慢走向專制威權的廣播模式。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Christopher Walker 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 Robert Orttung 教授曾經在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撰文，講述電子世代下，專制國度的國家媒體扮演甚麼角色。他們認為即使社交媒體興起，資訊傳播比從前變得多元，傳媒之間的競爭也變得激烈，但國家媒體的發展卻出乎意料地愈來愈成熟，仍然是專制政權賴以續命的關鍵。這些媒體有的由國家直接管理，有的由政權爪牙以私人名義持有，實則由政府掌控。
在中國和俄羅斯，公營和私營國家媒體會雙軌並行。Walker 和 Orttung 提醒，國家媒體不單在中、俄等（前）共產國度發揮維穩作用，伊朗、盧旺達、津巴布韋等專制國家亦建立了強大的文宣機器，用以散播對政權有利的資訊，引導政治論述。兩位作者表示，全球民主在退潮之下，很多民選政權採用這類趨向專制的媒體手段，例如烏克蘭、尼加拉瓜以及政變之前的厄瓜多爾，情況令人十分憂慮。
他們提到，舊有的獨裁者，很倚賴由中央控制，並以意識形態主導的強大黨政機器來鉗制思想。踏入後冷戰的數碼時代，雖然中國和俄羅斯都保留類似蘇維埃式政府機關，但媒體策略已慢慢褪去意識形態色彩。新型的國家媒體負責滲入各種更柔性，但又對政權有利的思想，例如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反美主義，來鼓動民眾支持。國家媒體不再視吹奏當權者為唯一目的，還要抹黑國內政敵及其他政治模式，令人民覺得維持現狀是唯一的選擇。
這些專制政府也明白，不能單單倚靠國安等安全部隊去管制言論，除了古巴、北韓等極端例子，很少政權仍然採取極端的媒體監控，因為要走向經濟現代化，令當權者得到更大的物質利益，就要維持一定程度的資訊流通。取而代之，政權更講求監控效率，審查行動愈來愈有針對性。比起粗暴的鎮壓，當權者更希望散播公眾冷感（public apathy），令市民大眾不能組織起來，形成不了反對運動，現狀就得以維持。
Walker 和 Orttung 就提到，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可說是專制國家媒體的「成功典範」，管理層成功把西式公關手段移植到中國，每天有數以億計的觀眾，不單傳播政治正確的新聞，也成為很多人的娛樂渠道，旗下節目取得極大商業成就。當中央確保控制權時，電視台管理能保留一定自主權，在意識形態層面又不失可靠度。現時社交媒體愈來愈興盛，但是電視台的影響力未完全退卻，很多市民依然慣性收看電視，這些國家媒體就繼續扮演顯著的維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