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現代疫苗史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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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阿爾巴尼亞地拉那一間衛生與流行病中心內有工作人員正準備麻疹疫苗。 圖片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IH

BioNTech 及輝瑞製藥於去年 3 月才簽訂研發疫苗協議,短短一年就在多國普及接種,可說是現代科學奇蹟。1796 年,英國醫學家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研究出牛痘疫苗,幫助撲滅天花,是人類史重要一頁。人類開始以疫苗應對疾病,例如結核病和麻疹,但在初期的百多年間,研發工作進展緩慢。要到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才迎來醫學突破,改寫現代疫苗史發展。

過去多個世紀,戰爭和疾病總是接踵而來。戰爭令環境衛生變得惡劣,醫療體制崩潰,跨境人口流動加速,人們會把病原體帶到新地方,又或者在新地方接觸到從未遇過的疾病,加上難民居住環境極為擠迫,於是很容易爆發大型傳染病。達特茅斯學院醫學家 Kendall Hoyt提到,在二戰之前,軍人因疾病而死亡的數字,通常都遠高於戰場傷亡,例如美西戰爭的比例是 5:1,而美國內戰是 2:1。一戰時,衛生意識相對較好,卻還是避不過西班牙流感

當二戰在歐洲爆發時,美國軍方意識到傳染病的可怕程度,比戰場上遇到的敵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與學界和醫藥界展開多項疫苗研發合作計劃。針對的疾病不單是士兵經常面對的痢疾、斑疹傷寒,新研究計劃還包括流感、細菌性腦膜炎、細菌性肺炎、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多種熱帶病和上呼吸道疾病。1941 年,美國政府就開展史上第一個流感疫苗研發專責小組,以避免類似西班牙流感的大型疾病再次在戰後爆發。

1943 年,美國流感及其他流行病專責小組(Board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of Influenza and Other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Army)開會,當中包括弗蘭西斯醫生(後排左五)。 圖片來源:The Oswald T. Avery Collection/NIH

Hoyt 形容,那些合作計劃前所未有地成功,業界和學界意識到過去研發工作遲滯,不只是科學問題,更多是制度問題。科學家在很多年前已經做好不少疫苗研發前期工作,包括流感疫苗,可是大部分意念都停留在實驗室階段,一直要到二戰爆發,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才打開,政府專責小組把大學和醫院的科學知識,公營實驗室的設備和私人基金的資源做好協調配對,令研究規模和效率都大增。

其中一個是所謂「無蝕無賺」合同(“No loss, no gain” contracts),政府會承擔所有研究開支,但就不會提供利潤。在一般情況下,大學會拒絕以行政方式改動研究議程,但面對戰爭威脅,反對聲音都軟化下來。藥品生產商雖然無法賺錢,但就視之為公共責任(public duty)。在生產商配合下,研究成果很快就能量產。疫苗研發專責小組也把由上而下的商業管理模式引入學界,令資源調度更流暢,同時確保不同領域的專家都參與到決策過程。

在病毒學家弗蘭西斯(Thomas Francis Jr.)領導下,專責小組僅僅用了兩年,就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疫苗使用許可。在武肺爆發之前,一般要等 8 至 15 年,新疫苗才可以面世。戰爭時期,政府和專家共開發了 10 種疫苗,包括上述提到的流感。例如,美國在戰時收到錯誤情報,指德國可能會在戰場用上生化武器,於是在登陸諾曼第前趕緊量產肉毒桿菌毒素疫苗;美國也曾部署登陸日本本島作戰,於是為此研發日本腦炎疫苗。

Hoyt 補充,當年開發的疫苗,質素無疑未必符合今天的標準,但就能有效適時應對問題。而當年責任主導(duty-driven)的疫苗開發模式,曾經影響戰後西方業界。在 60 年代,藥廠會視開發疫苗為公益服務,而非生財工具。當軍方需要一些受限使用的疫苗,例如要求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和腺病毒疫苗時,業界大致都遵從。可是到 7、80 年代,政府一系列的法律、經濟和政治改革,令軍方和業界的合作計劃受阻,疫苗研發速度也不及當年。

到 2020 年,武漢肺炎像二戰一樣,開啟了新一輪疫苗研發潮,學界和業界就希望能汲取這次的經驗,在未來根絕其他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