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奈何現實中，多數人既不自由，權利也不平等，暴政更每每踐踏人的尊嚴，以瓦解反抗意志。研究人類羞辱史的德國學者 Ute Frevert 就分析，現代公民意識的誕生，如何促使人民捍衛個人的榮譽和尊嚴，以反抗當權者或其他階級羞辱。
1930 年代，史太林為對付眼中的危險分子無所不用其極，公開羞辱是常用手段之一。納粹德國用相似手段對付「人民公敵」，在 1938 年的維也納大街上，官員強迫猶太人跪在路上洗擦反納粹塗鴉，承受途人的嘲笑。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衛兵以公開羞辱方式批鬥精英，戴著高帽遊行示眾是最常見的畫面。
上述都是 20 世紀剝奪人民尊嚴的暴政，可能有人會說，自古政權就慣用羞辱手段對付人民，這些例子放諸歷史，究竟有何獨特之處？Frevert 便認為，平等的公民觀念進入主流政治論述後，使得現代人的受辱體驗不再一樣。
在前現代，社會榮譽（social honour）乃按照地位和封建等級分配，人民相信上層階級高人一等，即使他們受辱而作出反抗，所感受到的也只會是 Shame —— 感到自身有罪，並為之羞愧。
邁進現代，民主社會以公民身份（citizens）取代臣民（subjects），人民不但被賦予政治權利和義務，還附帶平等的公民榮譽（civic honour）。隨著人民尊嚴和自我意識提高，羞辱或其他貶損他人的方式不再被視為合法，此時受辱的體驗可稱作 Humiliation —— 有別於前現代，受辱者還會感受到榮譽和尊嚴受損。
19 世紀初的歐洲，低下階層開始大規模反抗剝奪尊嚴的待遇。僕人、職工和工人受辱後，學會利用個人榮譽和自我價值作為理據，反抗僱主和監工在肉體上和言語上的侮辱。在前現代，榮譽字眼均為貴族和中上階層所壟斷，但經歷法國大革命的洗禮，多國政治制度賦予和保護人民平等權利後，榮譽感也隨之邁向「民主化」。
當民族尊嚴凌駕個人尊嚴
歐洲司法制度的演進，同樣約束公權力羞辱人民。在 19 世紀以前，公開羞辱是懲處罪犯的慣用手段，官員會用頸手枷束縛罪犯，在公共場合肆意毆打，嚴重者甚至施以烙刑，在名義上是要使罪犯為自己所犯之事後悔。這種懲處方式不但遵循威懾的邏輯，背後還有公眾的共識 —— 公眾通常以罪犯受辱為樂，甚至出言侮辱，並向刑台投擲污穢物，以致淪為羞辱罪犯的同謀。當權者則試圖藉此證明，罪犯違反了共同體的道德標準。
在啟蒙思想的滋養下，19 世紀初歐洲出現重大的語義和政治變革，法學者和知識分子愈加抨擊羞辱罪犯的司法手段，無論是來自哲學還是政治的理據，人的尊嚴都成為基本原則。歐洲多國政府最終就範，1830 至 40 年代開始廢除頸手枷、公開鞭刑和烙刑，這些一律被視為侵犯基本公民榮譽和尊嚴。
縱然國家司法制度經過改革，但民間互相羞辱的事件未有絕跡。中國民間固然有行私刑的傳統，懲處任何違反地方成規的人，但其實前現代的歐洲同樣有類似情況。在英格蘭，背德之人可能會被遊街示眾，社區成員敲打鍋碗瓢盆，並且當眾侮辱當事人。儘管政權為壟斷暴力的合法行使權，一直試圖禁絕民間私刑，但即使進入現代，羞辱他人的私刑始終禁之不絕。
由學校、醫院、警隊到軍方，很多國家轄下機構依然沿用羞辱作為策略，以迫使成員符合體制要求，或用以糾正成員的行為。遲至 1960 年代，西方體制才陸續展開內部改革，英國國會到 1986 年才禁止公立學校體罰，私立學校改革還要遲多 10 年，而軍方上級對下級的人身侮辱，則依然相當盛行。
時至今日，自由民主已成為普世價值，但公民榮譽與個人尊嚴的保障，在每個地方皆有落差。Frevert 訴說的歷史以歐美為中心，社會愈益保護個人尊嚴和感受，雖則不是無可挑剔，但情況總比民族尊嚴無限膨脹、個人尊嚴卻卑微如塵的國家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