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翻開民國時期的報章雜誌，都會看到香煙、火柴等商品以國貨運動為行銷策略，五四運動的其中一點就是抵制日貨，與今天香港的「黃色經濟圈」同一套路。
會有國貨運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參與門檻低，可以純由民間自發，不需政客的帶領，只要維持自己的消費習慣，就可以達成推動政治的效果。對於廣大不想冒太大風險與代價，又想貢獻一分力的人來說，國貨運動比起投票更現實而且有效。
當然，五四運動比起今天的社運，一般來說要激烈很多。這點在抵制日貨上亦然，香港人的抵制往往只是拒絕光顧，而五四運動的中國學生則會到處巡查商舖，調查尚有買賣日貨的店舖，為他們製造麻煩，甚至搗毀店舖，破壞日本商品的廣告與招牌，「奸商」之名現在廣泛用於所有商人，在當時卻專門指買賣日貨的商人。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當年國貨運動的效果是否很好？答案是「否」。那一兩年間對日貨的影響相對較大，其中一點是，抵制運動的範圍有限，雖然看起來聲張，但比起學生們，廣大的百姓對政治都沒甚麼參與熱情。像五四運動般以強迫的方式抵制都不成功，要他們自願實行就更不可能。
當中有人要在日資工廠上班，有些則沒有太多條件犧牲生活做政治性質的抵制，當他們只能負擔得起日貨時，也只會繼續用下去。就像現代社運人士經常幻想事情能全民參與，全民罷工甚麼的，可是想要發動「全民」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五四運動也反映了一件事，不只香港人喜歡返工，全世界的窮人都「喜歡」返工。但他們返工不是出於喜歡，而是沒有選擇，特別是抵制運動或者社運，行動者基本上都抱著不顧效果，先做再說的心態，所以大部分百姓均不會將有價值的東西，投注於連主導者也不為結果負責的事上。
最終國貨能跟日貨競爭的，是產業升級後性價比較高的商品。找出合適的新投資對象與產業，鼓勵創業者與工商界的奮鬥，與進行明智的投資，在歷史上也被證實是長遠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