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離歐盟一年，柳暗花明，國際局勢動盪。英國的國運，卻得益於武肺全球疫情。拜登上台，極力要拉攏英國，帶動歐洲，結成聯盟。阿斯利康一度遭到歐盟抵制，至今也守得雲開。
一國的運勢，最重要還是經濟。約翰遜別無選擇，必需趁全球肺炎，與美國重組世界秩序，而且要趕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之前。英國手上的歷史皇牌，就是亞當史密斯「國富論」創立的自由市場經濟。但同時英國劍橋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首倡行政計劃經濟。英國是一個「左右搏擊」的國家，自由與計劃並重，視乎形勢，可靈活交替運用。
這種左右互制的經濟模式，根據英國「前景」雜誌（Prospect）的論述，為之「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與 Free Market Economy 有一點分別。雖然 Liberal 和 Free，意思都是指自由。
工業革命發源自英國，決定了英國的經濟，必需與全球連接。科學技術最先產自英國，配合航海和殖民主義，也令英國的經濟學者先天擁有博大長遠的戰略眼光。因為工業革命，英國可以在短時間急速富裕，正因如此，英國也是西方最早探討如何避免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形成權貴階級，因此在適當時，必需予以政府規劃的社會福利主義，來調節利潤因市場過度自由而出現的貧富懸殊。
也就是說，崇尚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和領袖，形成一種傳統，關鍵時必需聽取左派的意見。市場不可盲目自由，否則「無形之手」會摧毀平等的人權價值。
Liberal 相對於 Free，是因為前者帶有知識分子的政治平等標準，後者純粹是一種意志現象。
二百年來，英國的保守黨和自由黨，能夠在紳士和君子的文化基礎之上，和而不同，坐下來解決問題。
譬如當工業發達，工業家在城市累積了財富，全國的稅務政策，就必需顧及農業生產，讓工業的技術階級多交一點稅。傳統的農夫少交稅。然後一個有效的政府，控制開支，使之不形成浪費。工業革命帶來的市場，由工業家和航海家在前線掠奪獵取。但在倫敦的祖國基地，必須由知識分子和專家作出調節。
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是一輛汽車的油門，社會福利主義是剎車器。其中的加速，又由知識分子的離合器來調節檔次。政府來做司機。三者並行不悖，形成一套和諧的政經機械運作。
這一點是英國二百年前經濟政治的特色，連美國也學不到，其他國家更難望其項背。或許這就叫做國情，而國情來自歷史 。
